✔ 最佳答案
把古代的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和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背景聯繫起來考察,更可以看出它具有深刻豐富的社會內涵。酷刑的產生和使用,殘忍行為的出現與存在,除了階級的、政治的因素之外,它又是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社會文化觀念和人們的文化心理的反映。
首先,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和人類文化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標誌。人類社會早期開始使用刑罰的時候,不同的民族大多採取簡單的肉體摧殘手段,像宰割或馴服動物那樣,這是由當時人們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方式決定的。因此,酷刑和殘忍行為的產生,就表現出原始的、野蠻的文化形態。後來,由於政治鬥爭十分劇烈,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適應社會衝突的需要而有所發展,並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普遍存在,但是,它並沒有改變最初的原始、野蠻的文化性質。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文化素質的提高,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會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抵制、譴責,最終將被徹底取消。在中國歷史上,一般說來,濫用酷刑的程度,古代較重,近代較輕;亂世較重,盛世較輕;少數民族統治的時代或地區較重,漢民族統治的時代或地區較輕。這些差異,顯然是社會文化進步的程度在起作用。
其次,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的實施與某些人的文化素質有密切的聯繫。歷史上統治階級中出了不少暴君酷吏,後世的人們常用凶殘、暴虐這樣的詞彙概括統治者的階級屬性,但這不是十分準確的,因為有些統治者並不凶殘暴虐,而被統治者中也不乏凶殘暴虐之徒。明末的張獻忠應該算是被壓迫階級的代表吧,可是他在使用酷刑時和朱元璋、朱棣沒有什麼兩樣;李自成攻佔北京之後,劉宗敏等將領對明朝的達官顯貴實行酷刑追贓,手段之狠毒不亞於錦衣衛掌管的詔獄;太平天國有個將領名叫傅學賢,參加農民革命非常堅決,但他慣於使用火烙火錐等毒刑,與鎮壓太平天國的清軍同樣凶殘。歷史上有不少比較開明的君主曾反對或限制使用酷刑,如漢文帝廢除肉刑、唐太宗禁止鞭背、光緒皇帝取消凌遲等等,並不是他們的統治階級本性有所改變,而是他們順應了當時進步的文化思想潮流。古代還有一些達人名士不贊成使用肉刑,並且在處理具體案件時儘量減輕肉刑,如東漢劉寬實行以蒲鞭示辱(見本書〈鞭扑〉)、漢末孔融反對曹操恢復肉刑、明代呂坤提出笞杖的八項戒規(見本書〈笞杖〉)等等,應該承認他們具有進步的文化觀念。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各代都一直存在著使用酷刑和反對酷刑、廢除肉刑和恢復肉刑、實施殘忍行為和譴責殘忍行為的辯論、爭議。這是文化領域裏的進步與腐朽、文明與野蠻的較量。由於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少數人的努力不足以禁絕各種殘酷現象,而且,存在於人們思想深處的殘忍意識更難以消除。殘忍意識是人們的文化觀念與文化心理的表現之一,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相當普遍地存在著這種意識,都可能在殘忍意識的支配下表現出殘忍的行為。有的學者論述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把殘忍列為中國的民族特點之一。
殘忍意識首先表現為對人的殘害,如酷刑、虐待等等。同時還表現為對物(主要指有生命的動物)的殘害,如唐代張昌宗兄弟活烤鵝鴨、活烤驢肉(見本書〈炮烙〉),宋代韓縝吃活驢腸(見本書〈抽腸〉),清代某王公吃燒鵝掌(見本書〈炮烙〉),即屬此類。直到今天,某些高級餐廳還把「吃活魚」、吃「活猴腦」作為一道「名菜」,正是這類殘忍行為的遺跡。另外,殘忍意識還表現為對殘忍行為的冷漠與麻木,對受殘害的人或物缺乏同情。這一點在一些中國人身上表現得非常充分。自古以來,中國的民眾最愛看殺人,每逢處決罪犯,總有成千上百的人圍觀,鄭鄤被凌遲時,萬人蟻聚的場面只是一例。(見本書〈凌遲〉)魯迅小說中多處描寫看殺人的場面,如《藥》、《阿Q正傳》、《示眾》等,並說在畫片上看見日軍處決給俄國人當偵探的中國人,也有不少同胞圍著「鑑賞這示眾的盛舉」。魯迅對中國人的這一國民性的認識是很深刻的,許多精彩的議論入木三分,切中中國人的弊病。他還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殘忍意識在各方面的表現有時是自覺的,有時是不自覺的,幾千年的文化積澱形成一種巨大的歷史惰力,直到當代仍然到處遊蕩著它的影子。
當然,中國人的國民性並不僅僅表現為殘忍意識,與殘忍相對立的仁慈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也佔有重要地位。在古代社會起統治作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政」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仁人愛物」是儒家推崇的道德風尚,「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慈善者被孟子視為「君子」。以各種酷刑為內容的刑法也解釋為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歷代不少正直的清官廉吏都不贊成嚴刑峻法,而主張簡政寬刑;真正有作為的政治家也不單使用刑法,而是恩威並施,寬猛相濟。歷代官修的正史中,對暴君酷吏都持貶斥態度,而對仁術善政予以褒揚。野史筆記、文學作品寫到那些酷暴者的殘忍行為時,大多採取因果報應的觀點寫他們必得惡報。在社會生活中,許多人把積德行善作為立家之本、修身之道,鄉間百姓不論是紳士還是農戶,廣行慈善總是受人尊敬。
縱觀歷史,中國人的殘忍是突出的,仁慈也是很突出的,殘忍和仁慈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側面,顯示出中國人的民族特點的複雜層次。即使在同一個人身上,也會出現殘忍與仁慈並存的狀況,形成複雜的二重或多重性格。
最後還要說明一點,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在形成過程中,受到來自外國的宗教思想的影響,其中以佛教的影響為最大。中國人相信了佛教中關於地獄的一整套理論與傳說,並且加以發揮,假設了一個可怕的、黑暗而殘酷的魔幻世界。中國人設想的地獄與佛教中的地獄不完全相同,與但丁《神曲》裏描繪的地獄(Inferno)差距更大,但關於人死後進地獄要受各種各樣的酷刑這一點則是一致的。唐初畫家閻立本有「地獄變相」圖,描摹地獄的各種刑罰,淒慘可怖。後世文人在筆記、小說及其他文學作品又經常進行繪聲繪色的描寫,如洪邁的《夷堅志》詳細介紹了人死後在地獄得到的各種果報,《聊齋誌異‧席方平》篇中描寫了地獄的各種黑暗情景,薛福成、王韜的筆記裏都寫了夢遊地獄的故事,其中提到的酷刑種類和用刑方式大同小異。佛教中提出的關於地獄的理論,意在告誡世人生前行善,以免死後受地獄輪迴之苦,但卻在現實中產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一些暴君酷吏便把地獄中的各種殘忍手段移到人世間實施,大肆作惡;另一些人懾於地獄之苦,在生前盡力行善。於是,殘忍與仁慈便演出了一幕幕歷史的活劇。
本書分二十九節,記述了各種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的施刑情況和典型事例,雖然不夠完備,但是也能使讀者了解到這方面的基本事實。通讀全書,無疑遊歷了一次中國古代實際存在的血肉的煉獄,可駭可怖又發人深思,不同的讀者能從中得到不同的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