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簡述
1.君士坦丁大帝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274-337 A.D.)原為太陽神紇留斯(Helios)的信徒,其母海倫(Helena)為一虔誠基督徒。戴克理先皇帝退休後,羅馬陷入了混亂的內戰之中。根據優西比烏教會史的記載,君士坦丁在與馬克森狄大戰前的中午(312 A.D.),看見了一個燃燒的十字架,上面寫著:「在這記號裏得勝」。第二天,君士坦丁以十字架作為軍隊的標幟,在穆勒威橋(mulvian)大敗馬克森狄,成為羅馬帝國西面霸主。次年,他頒布米蘭詔書(Edict of Milan),給予基督徒更大的信仰自由,並發還在逼迫時期強迫充公的財產,停止其統治境內對基督徒的限制與逼迫。主後324年,君士坦丁一統天下,便公開支持基督教,並在次年發出通諭,勸告臣民信奉基督教。直至今日,神學家與歷史學家仍對君士坦丁悔改的動機常有爭辯。一方認為君士坦丁之所以擁護基督教,是為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另一方則相信,君士坦丁在其母海倫,以及穆勒威橋一役的影響下,有其信仰上的轉變與歸信。
2.君士坦丁承認基督教所帶來之影響
a.基督教變成了國教
因著君士坦丁的支持,基督教不單成為合法的宗教,更在狄奧多西皇帝年間,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教會與神職人員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權,因此,吸引了許多士兵與公民集體加入教會。這些新加入的會眾良莠不齊,使得教會漸趨世俗化,成了啟示錄裏與世聯婚的別迦摩召會。因著信徒數目的增加,教會開始尋求大型的、公開的聚會場所。初世紀的基督徒盡量避免採用殿宇或神廟(temple)式建築物作為聚會場地,因此,君士坦丁將羅馬人平日用作商業或其他集會的活動大廳,以及原法庭所在的官方建築(Basilica),改建成為基督徒聚會、祭禮與洗禮的大教堂。
b.政治與教會的混雜
當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以後,政府對教會就有一些政治上的期望,這些期望尤顯於統合人民向心力上。在君士坦丁的時代,修道主義、多納徒主義、與亞流主義等神學上的爭議,成了影響教會、甚至社會合一的難處。因此,君王成了解決這些爭議之大公會議的召集人,如主後325年的尼西亞會議,以及其後關於亞流爭論的會議等。此外,主教也被賦予更多的權利,並成了羅馬人民精神與生活的實質領袖。
c.教會因錯謬的教訓而發酵
因著基督教國教化,漸漸地,異教的信仰與風俗也一併進入了教會生活。這些異教的節期、邪惡的教訓,如同馬太福音所說,婦人所藏的麵酵,至終使全團發酵而腐敗。君氏在信主之前原是太陽教徒,信主之後,將每週的第一日訂為「太陽日」(Sunday),並將12月25日的太陽壽誕,混淆成為「聖誕節」。初期召會實行的擘餅,成了繁文縟節,卻無敬拜實際的「彌撒」和「聖餐」儀式。而對聖人的崇拜、聖人遺物的迷信、以及外在的宗教儀式,漸漸使信徒失去原有的信仰與敬虔生活。
此一時期除了國家教會興起,初步神學發展之外,羅馬教會的組織架構與教皇制度也漸趨成形。尼西亞會議中,羅馬、亞歷山太、安提阿的主教被指定為跨區的「省主教」。羅馬教會及其主教向來「名聞天下」,除了羅馬教會自稱是使徒彼得親自設立,並承繼其主教職分之外,因著其地理與政治上的優越,加上多次抵擋諾斯底、亞流、孟他努等異端經驗,使羅馬在早期教會中,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羅馬主教亦自認優其他主教。主後451年的第四次迦克敦會議,進一步的鞏固了羅馬主教優越的權威地位。
《基督教發展史新譯》教會與政權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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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提過,主後三百零四年,羅馬皇帝下令將教會完全消滅,基督徒要選擇背棄信仰或受死。幸好諭令頒下不久,羅馬皇帝即逝世,但他最信任的大臣加裏流卻仍嚴厲地逼害基督徒,直至主後三百一十一年,他眼見基督徒在逼迫中日漸眾多,心知逼害是無用的,便頒下諭旨,准許基督徒有限度的信仰自由。主後三百一十二年,加裏流、力吉紐及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288-337 A.D.)在三分天下的形勢下,各自力求一統天下。君士坦丁在穆勒威橋一役,以基督教的十字架作軍隊的標幟。他大勝後,便立刻在他統治的境署內停止對基督徒的限制與逼迫。主後三百二十四年他一統天下,便公開支援基督教,並於次年發出通諭,勸告臣民信奉基督教。而他自己亦成為"最高祭司長"。
有史學家認為君士坦丁之所以擁護基督教,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因為當時基督徒人數日漸眾多,已成為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一方面他不能漠視,孤立這些群眾,同時他看到,他們活潑的信仰正是振興和統一羅馬帝國的基礎。
無論君士坦丁的動機如何,基督教在主後三百二十四年後,便進入新的紀元,面對新的機會,也面對新的危機。
君士坦丁登位後,基督教不單成為合法的宗教,更漸漸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教會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權,例如聖職人員無需當兵,教會產業無需納稅,國家資助教會興建禮拜堂,全國於星期日休息,以方便基督徒崇拜。
君士坦丁去世後,他的兒子更積極的使基督教成為國教。他們在主後三百四十一年下令,禁止異教的祭典,主後三百四十六年下令禁止到異教的廟宇參拜,主後三百五十二年更下令將參與異教祭典者處死。這樣一來,很多心底裏依然信奉異教的人便不能不放棄他們的信仰,有些為了利益,更受洗加入教會。在這二、三十年間,軍隊中的士兵及其他公民紛紛集體受洗,教會突然湧入一批並未真心悔改的人,因而將他們舊有的信仰和習慣也帶進教會,於是教會開始越來越世俗化。
首先,教會漸漸變成結構化。君士坦丁有生之年,用統治羅馬帝國的政治結構模式來組織教會。羅馬帝國的政治結構是這樣的:皇帝以下是參議院,參議院之下是總督,然後是省長,之下是城區官員,最下層當然是公民了。在組織教會時,教會內權力最高的當然是"最高大祭司"--即羅馬皇帝,之下是主教議會,議會下是主教長,主教長之下是省主教,主教之下是各區的聖職人員,他們之下是平信徒。當時羅馬帝國分成五個行政區,而教會也同樣分成五個教區。總之,組織架構與政治行政架構平行排列。教會一旦結構化,權力的鬥爭便開始出現﹔以往注重的是屬靈的權柄,現在卻加了行政的權柄。最大的問題是,有行政大權的人未必有同樣的屬靈權柄和能力,於是便造成很多教會內部的問題。同時,教會有了權勢,自然會以權力壓逼異教徒,教會竟成為壓迫者。
另一個問題,很多人加入教會是因時勢所趨,並沒有真心棄絕過往的生活方式或宗教生活,這些人漸漸地影響其他信徒,信徒生活再沒有以前那為嚴謹,整個教會也紀律鬆弛。同時,以往異教的宗教習慣也滲入教會,他們以往守的節期,所持的迷信,往往在教會內披著基督教的外衣再度出現。於是很多信徒開始守很多的節期,崇拜聖人,對聖人的遺物有不合理的迷信。在另一方面,教會的貴族和富有人家多,他們的奢華氣派也影響教會的敬拜生活,於是教會的教堂變得華麗宏偉,而崇拜也很著重形式。總之,教會開始被很多外在的形式、結構和活動所占據,以往對敬虔生活的操練及內在生命的建立,漸漸衰微。
看到這樣的情況,很多信徒為了保持聖潔的生活,認為不能再在世俗化的潮流中浮沈,便毅然退到曠野,遠離人群,遠離過於世俗化的教會,在孤獨中生活,在安靜中透過禁食、禱告,追求聖潔的生活,這便是初期教會修道運動的開始。
在孤獨的修道生活中,有些信徒可說是走火入魔,走上極端的禁欲主義,並且嚴酷的對待自己的身體。不單如此,更有以標奇立異的苦行來贏取崇敬,例如有信徒住在十三尺直徑的木頭上十多二十年,不少人便以他的苦行為聖潔的代表﹔也有以一生不睡眠以表示警醒,於是便發明一眼睡時一眼醒著的生活習慣,而不少人竟又以此為聖潔。同時,在獨處中,修道者開始發現自己內在的黑暗是對付不了的,更是獨力難支的。因此,漸漸地,獨個的修道者便三五成群的聚居在一起,一起生活、敬拜。彼此扶持鼓勵,這樣,團契式的修道主義漸漸取代了獨個式的修道主義。最後,這些團契更日益擴大。聚居在一起的人數越來越多,他們終于成為修道的社群,有他們的組織及典章規條。這種形式的修道運動擴展得非常快,在主後五世紀末已遍佈整個羅馬帝國。基督教修道的來由便是這樣的。當然,修道主義出自一種避世的心態,是不健康的,但無可否認,這些修道院往往成為屬靈操練的中心,不少屬靈的典範是由這些修道院產生出來的。同時,漸漸地,本來避世的修道者經過屬靈操練後,也願意再進入世界,將一生的精神力量傾注在服事教導平信徒上。
基督教成為國教,當然有很多弊端,但亦有不少好的地方。第一,整個羅馬帝國的公民都受到真道的教化熏陶,就算其中有很多沒有真心悔改,他們也漸漸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標准。第二方面,基督教直接而有力地影響了羅馬帝國的法制。羅馬帝國的法律一直以來都不重視個人生命的價值,基督教卻將個人生命價值的重要性注入羅馬的法制中。人的價值不只限於羅馬公民,更包括奴隸、外族及蠻夷﹔同時,女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納妾的惡習受到遏止。奴隸制雖然沒有立刻被廢除,但因為基督徒為愛心的緣故釋放奴隸及買贖奴隸,使奴隸制度瓦解。因為基督徒極力的反對,殘酷的比武賽車受到禁止,人不再像野獸一樣互相撕咬。第三方面,基督教的倫理及宇宙人生觀慢慢的滲入整個文化體系中﹔本來面臨崩潰的羅馬文化因基督教注入的生命力,得以更新和發展,歐洲亦因此沒有因羅馬文化的全面崩潰而進入混亂的狀態中﹔反而,一種新的文化漸漸孕育出來,以後在歐洲開出燦爛的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