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係唔係象形文字???

陶文，古人在陶器上刻畫的文字符號，較有名的如賈湖刻符、半坡陶符、丁公陶文、高郵陶文等，另有學者指出陶文可能比甲骨文更早而成為中國最早的文字。 ‎‎‎
中國最早漢字可能不是甲骨文而是「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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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 2006/08/21 10:30
最新研究發現，中國最早漢字可能不是甲骨文，而是在西元前2500年，刻畫在陶器上的各種「陶文」！
根據外電消息指出，這項驚人的論點來自於日前在中國河南舉辦的一項甲骨文研討會，美國紐澤西(羅格斯州立大學)的(陳光宇教授)發表論文提出這個看法。
陳光宇認為國外學者將漢字起源認定在西元前1300年的商代甲骨文是個錯誤，因為半坡、姜寨、大汶口、二里頭等多項文化遺址都出現過陶文，而陶文更是早於商代之前，比早期的漢字推論提早了1200年。
為了要更精準的算出漢字起源時間，陳光宇將再對甲骨文進行分析，但根據目前的各項文獻證據顯示，漢字起源於西元前2500年前的(陶文)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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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仰韶、龍山及良渚文化的遺址中，發現許多刻有類似文字的符號的陶器和玉器。其次，在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中，亦發掘出刻畫了象形符號的陶尊；這都表示了某些固定的意義。
近 年一些出土的材料，對於討論中國文字產生的時代可能有所啟發。在好些個仰紹文化的遺址，都發現刻劃各種不同記號的陶器。根據碳十四年代測定，這些遺址的年 代距今已有六千多年以上。它與某些人根據甲骨文的成熟度，推測所得的中國文字的萌芽年代相若。故有不少人相信，那些陶器上簡單而似文字的刻劃就是中國初期 的文字。這些記號幾乎都刻在相同的部位，即在早期類型的直口缽的外口緣上。充分說明它們不是任意的刻劃，而是具有某種作用的。發現於陝西中、西部仰紹文化 遺址的記號如圖1.1所示。(右圖,西安半坡出土的仰紹文化彩陶上的刻畫符號，西安半坡:197)
見於甘肅、青海一帶，承繼仰紹文化的半山、馬廠等文化的記號如圖1.2。(下圖,青海樂都出土的馬廠文化陶器上的刻畫符號,青海文管1976b: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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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遠在東海岸地區的良渚文化，也在陶器上發現如圖1.3的記號(下圖,東海岸良渚文化上的刻畫符號,裘錫圭1978:163)
以上所說的記號，有的在好幾件陶器上出現。在同一窖穴或地區，也往往見到相同的記號。或以為它們是器物所有者，或製造者的花押、族徽一類的記號(西安半坡: 198)。有些記號與後世的數位或方位字相似，故有以為它們是燒製陶器的序列或方位的記號(李孝定1974: 368)。又由於它們發現於不同地區與不同時代的遺址，有人不但認為它們已具有文字的作用，也相信中國文字的起源是單元的，即是從仰紹文化發展起來的(郭沫若1972a: 2; 李孝定1974: 345-46; 張光裕1981: 146-47)。近年更在河南舞陽賈湖一個有七千八百年之久的遺址，發現在龜殼上刻劃如下圖的符號(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於龜甲上的刻畫符號河南文物所198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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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山東莒縣的花廳期淘氣上的刻畫符號,大汶口: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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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與仰紹文化的刻劃一樣，被單獨地刻在大口缸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非常顯眼的位置。其中一形見於相距七十公里的遺址(大汶口: 117)。它們不但很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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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主的名子，也與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有一脈相承的關係，都具有圖畫的性質。在一些商末周初的銅器上，往往鑄有比甲骨文字形看起來更為原始、更接近圖像的族徽(圖1.5,商周青銅器銘文中圖形系統的族徽,郭沫若1972 a:13,左圖)。學者一般相信，這些族徽保存了比日常使用的文字更為古老的字形傳統。這種非常接近圖像的性格正是大汶口晚期陶文的特點。
1954年在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刻有幾何形符號計27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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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西安半坡》第197頁，圖141，又圖版167一171，文物出版社，1963年。）
半坡類型的這種陶符，還在陝西寶雞北首嶺、長安五樓、合陽莘野、銅川李家溝和臨潼姜寨、零口、垣頭等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其中以姜寨遺址發現最多，計有38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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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王志俊《關中地區仰韶文化刻劃符號綜述》，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3期。）
略晚於仰韶文化的馬家窯文化，早在30年代就在甘肅的和政半山和青海的民和馬廠沿兩地出土的陶壺和陶罐上，發現有用顏料描繪的符號，曾收集有10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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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巴爾姆格倫《半山及馬廠隨葬陶器》，載
《中國古生物誌》丁種第3號第1冊，1934年。）
1974年在青海樂都柳灣馬家窯文化的墓地裡，發現在隨葬陶壺的腹部或底部有塗畫的符號，每件器物畫一個，共50種符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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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反映的主要問題》，載《考古》1970年第6期。）
此外，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刻繪符號在龍山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遺址中也有發現：
1928年，在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三片刻有符號的陶片，計有兩種符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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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坡子崖》圖版16，1934年。）
1964年秋，在青島北郊白沙河南岸趙村的龍山文化遺址，採集到一些陶片，其中有一片帶有刻劃符號，如下圖所示。（孫善德《青島市郊發現新石器時代和殷周遺址》，載《考古》196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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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河北永年縣台口村的龍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陶罐上，也有一刻劃符號，如下圖所示。（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永年縣台口村遺址發掘簡報》，載《考古》1962年第l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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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至1961年，相繼在上海馬橋、青浦崧澤兩處發現的崧澤文化遺址中，上海馬橋出土陶符4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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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馬橋遺址第1、2次發掘》，載《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青浦崧澤出土陶符4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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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市青浦縣崧澤遺址的試掘》，載《考古學報》1962年第2期。）
1936年在浙江餘杭良渚鎮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上，計有9種刻劃符號，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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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昕更《良渚》，西湖博物館，1938年。）
在距今約4500年，早於龍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裡，出土的象形符號，更引起人們的注意。據已發表的材料，在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發現了4個（下圖前4樣），又在渚城前寨遺址發現了一個殘缺的（下圖第5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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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山東省文物管理處等《大汶口》第117一118，文物出版社1974年。又《文物》1974年第1期第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