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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爆發的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民國建立後，內有南北軍閥混戰，外有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加上民生困苦，當時，由新文化運動引進的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已經漸為國人接受。人們的愛國情緒不斷高漲，參與國事的要求日益強烈。

此外，當時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加劇，日貨充斥中國市場，中國的本土工業受到打擊，工商界和社會各界紛紛醞釀抵制日貨。而中國政府在日本強佔山東的問題上軟弱無能，對德國的交涉又告失敗，人民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行動，歷史上稱為「五四運動」。

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爭回權益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舉國上下極為激憤。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與其他高等學院共十三所學校的數千名學生，到天安門前集會示威，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同時要求懲辦親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官員。憤怒的學生衝進趙家樓曹汝霖的家，痛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學生還放火燒毀趙家樓。軍警來到，當場逮捕了三十多名學生。

事後，北京學生通電全國表示抗議，上海、天津、長沙、廣州等城市和全國各地人民紛紛響應，以罷課、罷工、罷市表示聲援。政府態度軟化，於6月6日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十日又宣佈罷免曹、章、陸三人的職務，並下令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在對德國和約上簽字。五四動至此告一段落。

五四運動喚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改變了許多青年對傳統文化思想的看法：在文學上開始改用白話文、在哲學上抨擊儒家思想體系、在史學上推動疑古風氣等，對日後的思想和政治影響甚大。

此外，五四運動期間的知識分子紛紛組織社團，出版刊物，進行演說，大力宣傳新思潮和新學說，廣泛涉及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加深和拓展了新文化運動的範疇和影響。同時，五四運動促使中國代表拒簽對德和約，使山東問題成為懸案，保護了國家領土的完整。
五四運動狹義指1919年5月4日發生於中國北京的以青年學生為主和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愛國運動，起因為巴黎和會中，列強肆意踐踏中國主權把原德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

廣義：它和較早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一併成為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政治思想文化運動，對中國近代迄今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影響甚鉅。 在臺灣教科書中，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多併為一談，一般民眾亦皆稱兩者合為「五四運動」，可視為廣義的五四運動定義。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不同看法。一種看法：科學，民主。又一種：愛國。

五四運動，其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

五四運動最早從北京大學發展出來的，五四精神所代表的憂國憂民、不畏強暴進行抗爭的精神，其實也是北京大學一貫的校風特色。
愛國精神：五四運動的青年以愛國為己任，他們的行為都是以愛國我目的的，都是維護國家尊嚴，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
大膽精神：面對軍閥政府，憑一腔熱血，敢於鬥爭，不畏強權，不屈不撓。
獨立精神：五四青年沒有被人左右，用自己的思維和行動去做一切事情，顯示了青年的獨立和創進。
正義精神：五四運動之所以勝利就是因為他有正義性，正義的力量和精神支撐，因為正義，得到了正義力量的支持和擁護。

意義
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的愛國運動」（注意這裡的「封建」一詞是泛化的封建觀），並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五四運動，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激發了和鼓舞了無數青年學者投身中國救亡運動。五四運動打擊了美英日犧牲中國的氣焰，提高了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五四運動，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五四運動，影響了當代中國人民，中國青年，五四運動的精神和氣質為中國青年所汲取。

妥協的必要與失誤

民國成立，在新的形勢下，如何適時調整自己的奮鬥目標和策略 ，推動歷史前進，成了考驗同盟會領袖們的重大課題。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責他們“軟弱”，把政權輕易地讓給了袁世凱。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須審時度勢。南北議和，讓權於袁世凱，是基於以下形勢的無可奈何的選擇：

首先，軍事力量對比十分不利於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控制著訓練有素的北洋六鎮7萬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於清帝國的禁衛軍和其他新軍，總兵力達14萬多人(新軍總數為2 4萬1千人)。而南京臨時政府方面，號稱革命的各色民軍很多，絕大部分是會黨乃至綠林隊伍改編而成；雖然人數上遠多於北方，武器裝備、訓練、指揮和紀律等都遠遜於對方。用當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協助孫中山綜理全局的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南京軍隊隸編於陸軍部者，號稱十七師，然惟粵、浙兩軍有戰鬥力。粵軍不滿萬人……浙軍將軍，則素反對克强(時任陸軍部長兼參謀總長的黃興——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烏合，不能應敵。”[1]

其次，經濟力量對比懸殊，南京臨時政府已到了難於支撑的邊緣。雙方在財政上都困難重重 ，但袁氏出任清帝國內閣總理後畢竟仍牢牢控制著東北和華北大部，中央財政的基礎仍在，原有的徵稅系統沒有打亂，軍費比較充足。於是，除了維持正常運作外，袁氏竟有餘力一再出手 ，拿出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兩白銀收買清帝國的王公大臣和革命黨人。與此同時，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卻為維持臨時政府所必需的經費在國內外頻頻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談話中坦率地承認：“倘近數日內，無足够之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將面臨瓦解之命運……之所以斷然實行漢冶萍日中合辦，以取得五百萬元資金者為此；此次又苦心焦慮，欲以招商局為擔保 ，籌措一千萬元借款者，亦為此。然而，雖經種種籌劃，而時光荏苒，交涉迄無結果……於軍隊解散、革命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後之手段，唯有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 ”[2]當時各省雖然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但起義軍 、民團等急劇增加，支出浩繁，自顧不暇，不但無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撥款。再加上關稅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義下凍結，臨時政府在經濟上顯然已走進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驅除韃虜”成了同盟會政綱的頭一條。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衆，民衆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衆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當時民衆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3]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選擇和談與讓權於袁世凱都算不上是什麽了不得的錯誤。



兩個綱領的是非


問題倒在於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古老國家宣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以後，一個政治組織及其領袖究竟應該怎樣選擇自己的行動方向?這一方面的任何重大决定對歷史的發展都有難於磨滅的影響。孫文曾一再責備人們不聽他的話而招致民國初年的大失敗。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同盟會本來是個鬆散的革命聯盟，有多個派系。辛亥革命後，它迅速分化。以留在同盟會旗下活動的政治領袖來說，有兩個主要趨向。

以孫文為代表的一部分人選擇了直接推動經濟建設(主要是鐵路建設)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在交卸了總統職務後，他反復宣揚的主張有這麽幾個要點：

1，“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4]這是他的總的指導思想。

2，“外人素愛和平，斷不敢侵略我邊圉，奴隸我人民。”[5]這是他處理中國與外國關係的基本觀點。

3，“鄙人擬於十年之內，修築全國鐵路二十萬里。”“今日修築鐵路，實為目前唯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系於此舉。”[6]

4、如何看待袁世凱?“當南北戰爭時，袁項城表示君主立憲，與吾人意見不合，故不能合作共事。後袁贊成共和，南北統一，袁與吾人意見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於真意， 目民國為假共和者，餘則决其出於真誠之意。”[7]在另一場合，他又表示：“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8]

以上說的都不是孫文一時的感想，而是他深思熟慮後的决策。更準確地說，這是民國元年孫文辭去臨時大總統後的行動綱領。其核心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凱領導政府統治全國，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於經濟建設特別是鐵路建設上。用他的話來說是：“袁總統才大，予極盼其為總統十年，必可練兵數百萬，其時予所辦之鐵路二十萬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萬萬， 庶可與各國相見。”[9]

作出這樣的抉擇，實際上是走上非政治化的道路。1912年3月，同盟會總部在南京開會員大會，制定了《中國同盟會總章》和九條政綱，選舉孫文為總理。8月，同盟會又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政治組織聯合，合並為國民黨，公推孫文為理事長。這些都是像同盟會那樣以進行軍事鬥爭為主要任務的秘密革命組織，在新的形勢下向現代民主政黨轉化的必要步驟。但這時的孫文堅决表示：“决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10]理事長一職，他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

同盟會——國民黨內頗多成員持另一種態度。以宋教仁和其他國民黨領袖為代表，他們在尊重孫文、黃興等人的前提下，也各自獨立地闡明自己的主張。其要點是：

1，民主、自由尚未實現。與孫文的樂觀論調相反，他們毫不含糊地說：“今試語晰族曰： ‘亞東有偉大民國，合七族以建極也。’聞者能相承否……又自語曰：‘吾為民國國民，凡歐美民國國民之自由之康樂，吾弗歆羨焉矣，吾既與齊肩矣。’嘗熟審而不鄰於誇誕否? ”[11] “天賦人權，無可避也。今革命雖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種族主義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推翻專制政體，為政治革命著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設共和政體。”[12]强調自由、平等等“天賦人權”，把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放在中心位置，實際上否定了認為三民主義只剩民生主義尚待努力的錯誤認識。

2，為了給民主、共和制度奠立良好的社會基礎，他們力倡思想觀念的變革和改良社會風俗 。他們認為：“數千年君權之影響，迄今未沫，其與共和思想抵觸者頗多。”因此，應該“ 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13]或者是：“以人道主義及科學知識為標準而定改良現今社會之條件。”[14]他們所說的人道主義指的是個人的獨立、自由、男女平等、貴賤平等、婚姻自由等現代人權。幾年後，《青年雜誌》創刊，新文化運動興起，大聲疾呼“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15]為基本宗旨，與他們的主張是一脉相承的。

3、以兩黨制和政黨內閣為基本政治主張，推進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建設。用宋教仁的話來說是：“我們要在國會裏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那麽，我們的主義和政綱，就可以求其貫徹了。”[16]以此為指導思想，他們相應地有 三個措施：

一是區分秘密的革命組織和公開活動的政黨。在當時多達320個政黨和類似的政治團體中，[17]聯合了宗旨相近的組織，組成了全國第一大黨——國民黨，總部設在北京，在各省和海外各地建立了支部。

二是致力於競選活動。按當時的《國會組織法》規定，參議院議員274名，衆議院議員596名，合計870名。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的第一次選舉中，國民黨有392人當選為參、衆兩院議員，而居二、三、四位的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計才有223席。國民黨成了國會中的第一大黨。當時登記的選民號稱有四千多萬，只占全國人口的10%；婦女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選舉過程也産生了收買選票、軍警到場威迫、計票舞弊等不法行為。不過，如果考慮到有的問題（如婦女選舉權）即使在當時的歐美亦未解决；有些則是幾乎所有國家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中都出現過的現象，任何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有一個完善過程，就應肯定這終究是中國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與完全不必通過國民依法定程序授權的專制統治相比，無疑顯示了歷史的進步。

http://lpl.hkcampus.net/~lpl-wwl/F4%20History%20Essay(3).htm
http://home.stlouis.edu.hk/~pangfun/chist/yuan_sun.htm

政治方面：
民國初年，袁世凱的獨裁統治和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相繼，列強的侵凌有增無減，內憂外患依然深重，於是知識份子繼續探索救國道路。

思想方面：
五四運動以來，西方傳來的思想大受歡迎。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不斷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為更多知識份子所接受，希望借助共產主義來徹底改造中國。

經濟方面：
自清代以來，中國飽受列強欺凌，加上長期動亂，社會經濟備受摧殘，民生困苦。共產主義以解決農工為名，對貧苦的民眾很有吸引力，遂得以迅速發展。

外來因素方面：
１９１７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消息傳來，中國知識份子大受鼓舞。而蘇俄兩次宣稱取消對華不平等條約，取得國人的好感，有助產主義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