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拜托~作文(10點!!!)

貧窮不僅僅是收入不足的問題，而是涉及到經濟、政治及社會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所以要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政府及民間組織均要參與。
社會保障方面 ,政府須為邊緣勞工制訂行業性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保障其基本生活。修改勞工法例中受僱傭條例保障的規定，以防兼職僱員成為『不受保』勞工；同時訂立不公平解僱法，避免僱主強迫僱員成為自僱人士或分銷商。設立全民性和供款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內容包括貧窮、失業及退休、疾病等，令邊緣勞工得到足夠的保障和支援。 政府應加強勞工的職前及在職訓練，並規定所有僱員每年享有「有薪學習假期」， 加強邊緣勞工市場競爭力。
政策方面,政府應推動以社區為本的經濟活動， 設立「社區經濟發展基金」， 讓社區中志願團體提出申請，並在政策及鋪租等方面給予優惠，讓更多基層人士受惠。 制訂反壟斷法，以防大型商戶過份膨脹；設立小販區，擴闊失業工友的就業、創業空間。 在政策上要增加社會包容， 減少排斥 : 禁止年齡歧視及身份標籤如單親人士、綜援人士及新移民等， 設立有標籤作用的社會保障制度。 設立由政府官員、 學者、 及社會人士組成的『滅貧委員會』， 制訂香港的貧窮線及滅貧政策， 同時將基層人士的聲音帶入議會。
經濟及社區網絡方面強化邊緣社群及勞工的支援網絡,如工友網絡、新移民網絡、地區睦鄰網絡 ， 同時加強彼此互動及信息間之傳播，建立互助互惠的關係 : 如將區內待業中年婦女與區內中產階層聯繫，令中年婦女可為中產家庭提供陪月及託管等服務， 改善待業婦女的經濟狀況。 支持志願團體發展社區經濟， 發動由下而上、社區為本的參與， 連結不同群體的才能和技術， 服務社群中的其他成員， 如組織社區內待業人士成立家居維修隊、改衫合作社等， 增加收入之餘， 亦肯定其價值和尊嚴。
總括而言,若能做到以上各點,定能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

根據中文大學呈交樂施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本港的貧窮問題日漸嚴重。該報告估計目前有廿三萬低收入住戶，佔全港住戶的百分之十五。對那些預期經濟成長可使貧窮問題得以紓緩的人士來說，這可說是個警號。

　　雖然，我們每個人皆可能貧窮，但實際上受到貧窮威脅的人士，郤往往多來自幾類組合。舉例來說，若我們參考樂施會的報告，以及歷來公援個案組合，會發現貧者多是年長者、傷殘人士、單親家庭成員、長期病患者、低薪工人等。這種依據階級、性別、年齡、傷健等劃分的貧窮分佈，與外國有關貧窮的研究結果相若。

　　英國亞倫獲加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要消除貧窮，就不應將就業和薪酬體系，以至社會保障制度，置諸不理。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貧窮問題就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問題。一方面依據年齡、傷健、性別、階級等劃分的社會結構，令工作機會及工資出現不平等分配；另一方面，不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亦令那些低收入人士，長期被鎖在貧窮的環境裏。



社會結構的不平等
　　舉例來說，「老年」貧窮這現象，就是由帶有年齡歧視的勞工市場及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聯手造成的。近日我們經常從傳媒得知，年紀較大的人求職不易。這是由於僱主往往認為老化使人衰弱，依年齡產生定型及歧視。以目前本港市民的健康狀況來說，很多年紀較大的人士，其實仍應有工作能力。但根據九一年人口普查資料，五十五至六十四歲的人士就業率不足四成，六十五歲以上的更只得一成多。那些有機會就業的，多只能獲得低薪工作。例如，五十五至六十四歲就業人士的中位工資、未及全體勞動人士的六成。本港並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八成勞工沒有退休金，又從招聘廣告普遍設立年齡上限這些事實看來，年長者的經濟處境，是受社會制度塑造的。
傷殘人士同是深被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一群。一些傷殘人士的團體更曾經指出，很多渴望求職的傷殘人士，根本不獲僱主接見；而那些「幸運」的，多只能獲取低收入及單調乏味的工作而已。傷殘人士在勞工市場的隱型位置，其實往往反過來再強化社會人士的偏見。

　　相對來說，女性亦比男性在經濟上易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九一年，女性有一半人口參與勞動工作，但她們大多數從事低薪和低職級的工作。在同一行業工作的女性薪酬，較男性為低。如在九一年時，製造業女工月薪平均只得男性的八成。同工不同酬，更是一個很普遍性別歧視的現象。此外，由於傳統性別分工觀念的影響，加上社區服務的缺乏，很多女性需放棄全職工作，在家中無償照顧體弱人士；就算未完全脫離勞工市場，亦只能選擇兼職或外發工等缺乏勞工法例保障的工作。九一年時，女性就佔外發工人總數八成。女性在勞工市場的邊綠位置，不但使其易成為經濟依賴者；晚年時，更易因缺乏儲蓄、保障等而進入貧窮階層。

　　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階級常是最缺乏能力，去應付生活條件大幅度轉變的一群。一般低薪的藍領勞工，徐了有限積蓄，亦往往缺少了許多附隨高薪職位而的職業福利，如退休金，醫療保障、公積金，及缺乏資源去參與各類高回報投資(例如買賣地產、股票等)，令到其一旦暫時或長期無法工作時(例如因傷病、退休、技能無法發揮的經濟結構轉型等)，即會陷入貧困處境，因為除了缺乏法定工會集體談判權外，資方可透過強大的政治力量，瓦解工人議價能力，輸入外地勞工便是例子。因此，工人的經濟處境是與其階級位置，以至工資釐定政策、社會保障制度不能分割的。


社會保障強化不平等
　　對那些喪失工能力，及如上文所說受勞工市場「邊緣化」的人士，一個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能夠協助維持其社會參與能力的。可惜，在香港唯一直接援助貧窮家庭的公共援助制度(現稱綜合社會保障計劃)，不但未能紓緩貧窮問題，反而將貧窮人士生活水平制度化，令到公授人士與一般市民分化。舉例來說，目前綜援六十歲以下成人標準金額，只得一千二百一十元，即每日約三十元食物費、一元三角交通費，每月四十二元衣服費。造成公援金額偏低，是當局以「維生指標」界定貧窮線，並經常不跟隨本地產總值增長調整此基本金額，令公援人士無法如常人般參與社區活動，並因此產生恥辱感。因些，貧窮源自低入息的社會安排，由社會結構產生，並經社會政策強化。
　　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知道要有效消除貧窮，必須：一、保障就業權利，令每個有能力工作的人士，都能獲得充分的工作機會及合理的工資；二、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應以維持「社會參與能力」為保障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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