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 兩漢滅亡原因

西漢滅亡原因：

在西漢後期，朝廷政治日衰，及至哀帝及平帝時期，君主昏庸，國事日非，軍政大權落入外戚之手，使王莽篡漢的機會提高。

西漢後期，社會危機日深，貧富極為懸殊，土地兼併日益劇烈，大批人淪為奴婢，人民生活困苦，社會動盪不安，民心思變，西漢統治開始不穩。

西漢末年，外戚王氏在朝中勢力龐大，王氏子弟先後執政，形成王氏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王莽於是藉親戚庇蔭，得以掌握政權，並且隨即篡漢。

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西漢末年，人民所發動的民變，規模都並不是很大，很快也就鎮壓下去；而且朝廷中又缺乏有能力抗衡王莽的官員，使王莽得以弒平帝，廢孺子嬰，逐步逐步地登上帝位，在登位途中「暢通無阻」，因此王莽就能締造出幾乎是中國歷史上首個，也是唯一一個不涉及「血腥」(沒有戰爭或流血衝突) 的政權交替。

在王氏家族掌權期間，王氏子弟大多生活奢淫，惟有王莽恭儉勤學，否則政權早已落入王氏其他子弟手中，又廣於寵絡賢士，樂於招攬人才，否則雖然得到政權，如果沒人才，國家也不會富強。所以他的這些行為得到王氏家族其他成員的賞識和朝野的推崇，聲望日隆。

王莽執政期間，廣行仁政，又大封宗室及功臣後裔，捐獻財物救濟貧民；又在地方廣設學校，擴充京師太學，提高五經博士的名額，十分懂得收買人心，因為他充分地認識到，縱使得到天下，若得不到民心，政權也就不容易得到鞏固。

西漢末年，王莽藉政局動盪及民心思變的機會，趁機假借符命、祥瑞，大力鼓吹「五德終始」學說，使士人大多信奉了五德終始學說。他們認為應當改朝換代，一位新天子將會出現，統治全中國。而此時王莽也以聖人自居，進一步地吸取人民及學者的支持，乘機推翻西漢

東漢滅亡原因：

　　首先係背景方面，東漢自漢和帝開始很多都是君主早死，幼主繼位，年少則要母后輔政，母后當然選自己家族族人掌權，他們就是外戚，君主慢慢長大，不甘大權旁落，於是聯合親近宦官謀誅除外戚。除去外戚後，大權在手，可是東漢後期君主多昏庸無能，重用宦官，令朝政黑暗腐敗，更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令東漢大量人材被宦官摧折，令國力大大衰退

　　由於朝政黑暗，人民當然不會好過，生活日漸困苦。張角得到《太平清領書》創立「太平道」，以治病等為名，十多年間招集了十萬之眾，後來更起兵反東漢，史稱「黃巾民變」，民變遍及八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揚州、荊州、兗州及豫州），東漢政府於是下放權力給地方，升刺史為州牧，能擁有軍隊，兵權，財政，行政等，於是各地兵將，州牧皆擁兵自重，這就是「州牧割據」，而東漢亦無力控制地方。

　　直至公元189年，何進與袁紹等密謀誅除宦官，並密召涼州將領董卓入京，但事機泄露，何進被殺，袁紹領兵入宮盡殺宧官。後董卓入京，控制朝廷，不久廢漢少帝，立獻帝，並挾獻帝至長安，後王允與呂布合殺董卓，不久李榷等又攻陷長安，殺王允，挾持獻帝及大臣，控制東漢朝廷。後獻帝離開長安，被曹操迎至許（即許都），自此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時東漢已是名存實亡，對中國已失去了控制權。後於220年，曹丕廢獻帝自立，東漢正式滅亡。三國時期開始。

戚宦相爭的原因：

兩漢時期，外戚擅權、宦官亂政之風甚烈。而東漢和帝以後尤其嚴重。在東漢後期的大約一百年間，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政，相互傾軌，使朝政陷入極端黑暗混亂之中。

戚宦紛爭的由來可以概括如下：

1. 外戚宦官之亂政起自西漢：

漢朝外戚擅權的禍根在西漢高祖時就已埋下，西漢初年，鑒於秦王室孤立而速亡，除大封宗室之外，更引用外戚輔政，且劉邦為對付功臣而倚重呂后，造成呂氏專政的局勢。

武帝設大司馬大將軍，必須由外戚擔任。而武帝、昭帝時霍氏、宣帝時的史氏、許氏，元、成、哀、平帝時的王氏、傅氏、丁氏，都以外戚而握重權，最後終於導致西漢王朝的滅亡。除此之外，宦官參政在西漢初期亦已開始，武帝設內朝官，晚年在內廷以宦官出納奏章，宦官因而漸握權。

2. 中央權力的內移遺禍不淺：

光武帝恐怕丞相奪權篡位，故不信任三公，故利用外戚以削弱三公之軍政權力，為內朝爭權提供了條件。因為內朝的官職往往落在外戚或宦官之手，皇帝比較精明強幹時，尚能加以駕馭。一旦出現東漢後期君主幼弱那樣的條件，便導致了外戚宦官挾主專政的惡果。

3. 君主沖齡夭壽致外戚專權：

自和帝起，東漢有十個皇帝都是沖齡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臨聽政。太后必然重用自己的家族，遂造成外戚專權。

4. 君主成長藉宦官奪回政權：

外戚的專政，削弱了皇權。君主一旦長大了，要掌握實權，就必須尋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於是皇帝便依靠身邊最親信的宦官來翦除外戚，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面。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后臨朝。外戚專政、排斥宦官，然後是宦官翦除外戚、取代外戚專政。如此周而復始、循環不已。東漢後期就是在這種戚宦互相傾軋、交替專權的局勢下渡過，直至東漢滅亡。


宦官多獲勝的原因：

1. 皇帝信任：外戚權大時，可威脅皇位，但宦官則絕無當皇帝的可能，充其量只是貪污而已。故宦官多得皇帝信任，而外戚則為皇帝所猜忌。

2. 接近皇帝：宦官經常與皇帝接近，外戚與皇帝較疏遠，故皇帝與宦官的感情自然 較外戚為親密。

3. 地位穩固：外戚的權位，常因皇帝的更易、或母后的死亡而發生動搖；但宦官則不受上述情形的影響，地位較外戚穩固，故在雙方鬥爭的過程中，宦官獲勝的機會，自然較外戚為高。

戚宦相爭之影響：

在東漢後期的戚宦紛爭中，外戚固然利用皇帝幼弱，得以專擅朝政，宦官也力圖擁立幼主，以便自己的操縱。總之，雙方都極力圖挾持皇帝，排除異己，由於外戚、宦官的交替專權、亂政，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後果：

1. 導致政治腐敗：外戚、宦官的相互傾軋，使當時的政局動盪，朝綱不振，政治一片黑暗。無論是外戚或宦官擅權專政，大都排除異己，任人惟親，賣官鬻爵，廣收賄賂。

2. 引起黨錮之禍：戚宦亂政引起大臣和士人不滿，他多支持外戚而攻擊宦官，宦官便利用權力大加迫害，於是釀成桓、靈之世的兩次黨錮之禍。

3. 造成民變四起：由於政治日趨黑暗，東漢王室、貪官污吏及地方豪紳對人民的敲搾勒索愈益加劇。百姓無法生活，便到處流浪和暴動，最後終於出現大規模的民變。

黨錮之禍之背景/成因：

東漢後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對宦官專政，被罷官禁錮，甚至誅連殺害，歷史上稱為「黨錮之禍」。其產生之原因約有下列兩項：

1. 清議之風相當盛行：東漢自光武帝開始提倡儒術，崇尚節氣，逐漸成為風氣。當時一般士人都注重名節，中央及郡國選官都以名節為標準。影響所及，士人以名節自高，不與濁世合流，不畏強權，敢與黑暗勢力對抗，士戈在講學之餘，每每討論朝政得失，品評當世人物，這種議政之風氣，稱為「清議」，這些士人因經常討論政治，抨擊宦官，漸漸聯結成黨。

2. 士人不滿政治現狀：桓帝、靈帝時期，君主昏庸，寵信宦官，政治腐敗，引起士大夫們的憤慨，使太學生的注意力轉移到實際的政治社會問題上去，他們還聯合一些士人出身的朝臣，壯大聲勢，朝廷遇到重大的決策，有時也徵求太學生的意見，因此他們的言論也能影響到實際的政治。因他們要求改革政治，並猛烈抨擊宦官壟斷朝政及貪污腐敗，宦官眼見士人勢力日漸強大，便尋求機會予以打擊，因而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的影響：

a. 摧殘人才：

漢末兩次「黨錮之禍」，歷時十多年，朝野賢良方正之士，多受牽連，重者被殺，輕者被貶逐禁錮，使國家無才可用。

b. 國本動搖：

東漢在宦官及外戚爭權之過程中又經此兩次「黨錮之禍」，助長了宦官的氣焰，政治更趨腐敗，弄致民不聊生，因而產生黃巾之亂，雖能及時討平，但卻演變成州牧割據的局面。

c. 開啟清談：

東漢末年的慘酷黨錮，使士氣大受摧殘，影響魏晉士人明哲保身，避談政治，放任無為，研究【易經】玄理，老莊道術，平日只高談闊論，不理世務，造成一代請談的風氣。


黃巾之亂與州郡割據：

東漢自和帝以後，外戚宦官相繼亂政；桓、靈二帝時，更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以致政治腐敗，人才凋零，國本動搖。另外，土地兼併嚴重，天災連年，故各地相繼發生民變。

靈帝時，鉅鹿人張角倡太平道，借治病傳教，在民間秘密反抗漢朝。信徒增至數十萬人，均以黃巾包頭為記，故稱作「黃巾」。

黃巾聲勢浩大，到處捕殺官吏，劫掠地主豪強。漢室以何進為大將

公元25年—220年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他在綠林軍的協助下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朝，奪得帝位。劉秀建都洛陽，年號建武，重新恢復由劉氏統治的漢朝，史家稱此漢朝為東漢。 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頓吏治，設尚書六人分掌國家大事，進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權力；同時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穩定下來。經過光武帝、漢明帝（58年—76年在位）、漢章帝（76年—89年在位）三朝的治理，東漢已經逐漸恢復了往日漢朝的強盛，被後人稱之為「光武中興」。由於後來由於皇帝年幼，導致了東漢後期的宦官與外戚專權的局面。 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漢獻帝讓位，東漢宣佈滅亡，中國歷史又進入了一個長期分裂的時期——三國時期。東漢歷12帝，共1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