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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認為貝多芬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作曲家。無可否認,他的確是非常出名和受愛戴的。在ZDF主辦的「100位最偉大的德國人評選」中,德國觀眾通過SMS,電話,網際網路和郵寄等形式投票,貝多芬排名12,在音樂家中只有巴赫比他靠前(排名第6)[83]。有人認為,貝多芬改變了作曲家的地位,作曲家從前只是一種接受委託進行創作的職業。而貝多芬則是以一位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借音樂表達自己的情感理智,並且通過演出和出版使得自己的生活獨立起來,不需仰人鼻息。他在這方面的開拓作用,可與拜倫在詩歌方面和威廉·透納在繪畫方面相比[84]。
《貝多芬》(Beethoven)一書的作者康拉德·居斯特(Konrad Küster)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
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去了解貝多芬。在貝多芬的時代,他既有崇拜者,也有批評家,甚至還有不能理解他的音樂的人。對於年輕的一代人來說他是一個榜樣,雖然這個榜樣有時會起到震懾的作用,因為很難想象有人能在作曲方面與貝多芬比肩。……這種榜樣,不但影響了音樂家,還影響了音樂愛好者。
羅曼·羅蘭無疑是屬於這裡提到的音樂愛好者。他為貝多芬的作品作評論,1903年又投入到《貝多芬的一生》(《La vie de Beethoven》)的寫作中。貝多芬身受耳聾和各種病痛困擾,卻依舊堅持寫作的人格無疑也吸引著羅蘭。在後者19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就閃爍著貝多芬的影子。他的《貝多芬的一生》不但被視為一部音樂歷史書,還是一部文學性極好的著作,被譯成多國文字。
而同時代的歌德,不但為貝多芬的創作提供了素材,還和貝多芬有過直接的私人交往。他在一封寄給時年25歲的貝蒂娜·布倫塔諾的信中寫道:
說心底話,去結識貝多芬,即使是稍稍交換一下觀點和感受也是獲益良多的,為此我願意犧牲一切。
貝多芬的音樂可謂是西方音樂的典範及開源之作。經過舒伯特,門德爾松,華格納,羅伯特·舒曼,馬勒,理查·施特勞斯和威爾第等等作曲家的努力下,浪漫主義音樂得以開花結果,繁盛了整個19世紀。法國作曲家柏遼茲為貝多芬的九首交響曲都作過評論。而在19世紀的德奧音樂界,出現了兩種趨向,一派是布拉姆斯為代表的古典主義者,被人稱作冷灶余薪[85],另一是以華格納為首的浪漫主義作曲家群。兩派分歧甚多,互成幫派甚至互相責難,但是他們都非常尊重貝多芬的前作。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自1862年執筆,遲至1876年才完成並首演。這是由於他嚴格的自我要求,但更重要的是,他對自己信心不足,在貝多芬的盛名之下要延續貝多芬的曲風,對他來說顯然是很難的一件事。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被人名為「貝多芬的第十交響曲」。而從下面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和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的小段落比較,可看出貝多芬和勃拉姆斯曲風上的繼承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