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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D字好深....)
美國對於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始於一九五九年社會心理學者海曼(Herbert H. Hyman)所出版的《政治社會化》一書。其間曾因為缺乏強烈的父母及學校效果造成此領域不再熱門(McLeod, 2000)。但九0年末期此議題重新興起,主要的原因是:儘管教育日漸普及,美國公民社會的參與不升反降,而年輕人的政治知識也停滯不前。根據紐約時報1996年的調查顯示,三十歲以下經常看電視新聞的人與從前比較大幅減少,今日西方的年輕人對新聞或政治都較沒有興趣(Buckingham, 1997)。同樣的情形在日本、香港和台灣都發生了。根據聯合報的報導(2002),日本年輕人對政治無動於衷 ;而香港一方面因為身為國際的商業都會,年輕人志在從商,鮮少願意從事政治,另一方面也因為封閉的政治環境,有權力的特首多由委任而非選舉產生,致使年輕人的政治意識薄弱,對政治產生冷感;至於台灣,除了閱報率日漸低落外,長期的政治惡鬥與媒體亂象也使年輕人對政治心生厭惡,因此812期的《新新聞》週刊特別報導了校園政治冷感專題,指出大學的政治性社團面臨招不到新生的窘境。種種跡象顯示當代的年輕人,對新聞或政治都不感興趣。
然而,上述的情形對一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卻是個不好的徵兆,尤其對台灣這樣一個新興的民主發展國來說,更應當視為一個警訊。政治學者認為,民主體制的穩定繫乎於公民文化,此不僅在民主先進國家,公民的政治態度是其政體穩定的前提,更是新興國家新的民主體制鞏固的基礎(陳文俊,民87)。因此,想瞭解台灣未來民主發展的前景,必須先深入觀察我國青少年的政治學習過程和效果。由於高中生正處於政治社會化的關鍵階段,又面臨即將成年、具備公民權的年紀,同時也是國家社群未來的主體,因此,本研究乃以高中生為研究對象,從他們身上瞭解台灣在經歷戒嚴、解嚴、民選總統和政黨輪替短短十幾年快速的政治環境變遷後,今日我國的新一代所擁有的政治知識、政治價值、及未來參與傾向為何。以期藉此研究審視我國中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發展,助於培養未來的民主公民。
政治社會化早期的研究著重原級團體的影響,美國在六0年代對政治社會化的假設是,家庭社會化影響選民政黨認同的形成。之後,研究多採用「機構」的角度,看政治社會化的四個機構——家庭、學校、同儕和大眾媒體對人們的影響為何。國內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約始於七0年代,分別針對兒童、國小生、中學生、大學生和一般民眾進行為數不少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集中於政治社會化的個人,也就是個人背景對個體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傅曉芬,民90)。翻閱近十年的碩博士論文可發現,研究傳播行為與政治社會化的有四篇(葉佳文,民89;鄭慧蘭,民89;王志嫻,民87;鄭宏文,民81),而以高中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政治社會化相關態度的的有八篇(陳韋碩,民90;曾欣儀,民89;鄭慧蘭,民89;葉佳文,民89;古珮琳,民86;鄧文勤,民83;黃景裕,民83;劉美琳,民84)。在學者研究方面,近十年來,研究台灣高中學生政治社會化情形的有三篇(蕭揚基,民89;陳文俊,民87;張秀雄,民82)。這些論文各自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的研究對象進行。其中涵蓋台北市高中生的研究,在學生論文部分,有黃景裕(民83)、劉美琳(民84)、曾欣儀(民89)、鄭慧蘭(民89)與鄧文勤(民89)五人,黃景裕及劉美琳都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前者進行現代公民性的研究,後者則是瞭解學生自我觀念和法治態度。而曾欣儀、鄭慧蘭、與鄧文勤都以台北市公立高中學生為對象,曾欣儀研究班級氣氛與政治態度的關聯,鄭慧蘭著重公民參與和態度的研究,而鄧文勤對高一學生的國家認同與對統一等觀點進行研究。學者部分,陳文俊(民87)與張秀雄(民82)分別對全台的中學生和全台的高中職學生進行政治社會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