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透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餘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採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１月８日，毛澤東表示支援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鬥爭。康生一夥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彙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鬥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製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透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 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 “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製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这其实是个错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開始於196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重大政治運動。
毛澤東提出「四個存在」的理論，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被宣佈「勝利結束」（1978年憲法《序言》：「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但是部分史學家認為1969年時文革就已真正的終結，真正動亂的時期只有不到3年。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負有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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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 背景

1.1 大躍進
1.2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2 文革的輿論準備
3 編年

3.1 1966年
3.2 1967年
3.3 1968年
3.4 林彪（1969年—1971年）
3.5 四人幫（1971年—1976年）
4 文革之後
5 影響

5.1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5.2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文化界知名人物
5.3 對教育的影響
5.4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5.4.1 名勝古蹟被破壞
5.4.2 文物古董被破壞
5.5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
5.6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6 對文革的正負兩面評價
7 相關書目
8 與文革有關的影視作品
9 相關連結
10 外部連結

10.1 「文革四十年」專題
10.2 其他相關資料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開始於196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重大政治運動。
毛澤東提出「四個存在」的理論，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在此基礎上，毛澤東發展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的被捕後被宣佈「勝利結束」（1978年憲法《序言》：「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但是部分史學家認為1969年時文革就已真正的終結，真正動亂的時期只有不到3年。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被正式否定，決議認為毛澤東負有責任。該決議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目錄 [隐藏] 1 背景 1.1 大躍進1.2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2 文革的輿論準備3 編年 3.1 1966年3.2 1967年3.3 1968年3.4 林彪（1969年—1971年）3.5 四人幫（1971年—1976年） 4 文革之後5 影響 5.1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5.2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文化界知名人物5.3 對教育的影響5.4 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5.4.1 名勝古蹟被破壞5.4.2 文物古董被破壞 5.5 上山下鄉運動的影響5.6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 6 對文革的正負兩面評價7 相關書目8 與文革有關的影視作品9 相關連結10 外部連結 10.1 「文革四十年」專題10.2 其他相關資料
背景
大躍進 主條目：大躍進
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後；1958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 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大躍進」的口號被提出，曾要求用10年時間趕超英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後來甚至被變本加厲地改成更不切實際的7年、3 年）。全國掀起全民大煉鋼運動，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萬農民被召入 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

四清運動和毛、劉歧見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並提出改革的建議。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開始批評彭德懷的意見，認為是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軟禁，宣佈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見認為有很多人死於饑荒。中國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毛澤東在經濟領域退居決策二線，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與黨總書記鄧小平在內的一些決策者改變了大躍進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復大躍進以前的體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群眾的錯誤。但正是在此次會上，出現了政治上繼續支持毛澤東與要求進一步追究領導失誤責任的兩種不同聲音。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指出：「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後全國範圍內逐漸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包括在城市開展的三反五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1]等等的增產節約運動和農村開展的「清帳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後來隨著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 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大兵團運動，鬥爭對象轉向「地富反右壞」，鬥爭中逐漸出現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四清運動 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
1964年12 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 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化。
在周恩來的協調下，劉少奇作了檢討。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文件接受了毛澤東對政治形勢的基本估計，強調運動的根本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特別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的輿論準備
圖片參考：http://zh.wikipedia.org/skins-1.5/common/images/magnify-clip.png
另一種毛主席像章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終獲得了勝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佈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提綱》被廢除。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搞個人崇拜。此時林彪、江青等人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