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對環境生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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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生態與環境形勢日益嚴峻。如不采取綜合而有效的控制措施，污染負荷將突破生態與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生態與環境問題隨時會惡性爆發，并可能出現難以逆轉的生態與環境災難，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最大障礙，甚至嚴重影響全球環境并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帶著深深的憂慮，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與循環經濟科技問題研究組組長孫鴻烈。

　　記者：我國生態與環境的現狀如何？

　　孫鴻烈：由于我國自然生態與環境的先天脆弱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加之人口過度增長、發展模式和某些政策不當，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進入經濟高速發展階段，致使我國的生態與環境遭受了嚴重的破壞。生態與環境問題，在我國短期內集中體現和爆發出來。

　　20世紀80年代，我國把環保作為基本國策，90年代初又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戰略，但由于沒有根本改變不恰當的發展模式，生態與環境科技相對落后，加上歷史欠賬太多，生態與環境的總體狀況并未根本改變，目前仍處于局部改善、整體惡化的發展態勢。

　　記者：生態與環境問題的出現給我國帶來了哪些危害？

　　孫鴻烈：首先，生態退化的日益加劇，嚴重制約了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由于不合理的人類活動，我國各類生態系統整體功能下降，如濕地萎縮、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給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危害。

　　我國的環境污染已經形成各種新舊污染與二次污染相互復合的態勢。在區域和流域範圍，出現各種污染相互作用的狀況，對生態系統、食品安全、人體健康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據估計，每年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占GDP的3—8%。

　　環境健康問題日益突出，表現在嚴重的空氣污染使呼吸道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顯著增加，惡性污染物通過食物鏈危及人體健康，土壤污染威脅食品安全等方面。

　　全球變化又進一步加劇了我國生態與環境的惡化，對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記者：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經濟的發展對環境有何影響？

　　孫鴻烈：我國人口眾多，隨著人口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消費大幅度地增長，對資源需求量不斷增加，使污染排放日益擴大。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仍未擺脫依賴大量物質消耗的傳統發展方式，要實現2020年GDP翻兩番的經濟發展目標，年增長率必須達到7.2%，如果按現有資源利用和污染排放水平，再考慮到人口增加，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將是現在的4—5倍。因此，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必須改變現行發展模式，使經濟發展和環境真正協調起來。

　　記者：近年來，我國城鎮化發展速度很快，農村經濟也有很大發展，這對生態與環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孫鴻烈：我國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如不節約用水，將大大增加對水資源的需求，城鎮污水排放也將大量增加，將給城市生態保護與環境污染控制增加難度。

　　農村的發展也將使農村環境面臨新的威脅。農業化學品投入的增加進一步加劇水體、土壤的污染和生態系統的退化；同時,城市的發展有可能使污染密集型企業轉移到農村，將使農村面臨新一輪環境污染。

　　記者：加入WTO使我國進一步投身到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去，那么經濟全球化對于生態和環境意味著什么？

　　孫鴻烈：加入WTO雖然可以使我國實施“比較優勢”戰略，但也會給生態和環境帶來嚴峻挑戰。我國很可能成為“世界制造工廠”，不僅成為污染的轉移地，而且會進一步增加自身資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

　　現在，國際綠色貿易壁壘使我國不少產品的出口面臨困難。這將直接導致我國出口競爭力下降甚至失去市場份額。

　　但慶幸的是，我國已進入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為指導、以“五個統籌”為原則的新發展時期，加強相應的制度建設和政策實施力度，將有利于把環保更好地整合到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來，以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

　　記者：科技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孫鴻烈：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為緩解資源短缺、改善生態與環境質量、提高生活水平提供更加有效的手段，科技正在成為促進可持續發展越來越重要的驅動力。生態與環境科學研究是制定相關法律、政策和國際公約的基礎。利用環境友好技術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與雙贏，有效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污染排放強度，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今后許多環境問題的解決將更依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

　　記者：當前全球生態與環境科學技術研究呈現了怎樣的發展趨勢？

　　孫鴻烈：生態與環境科學技術研究的發展受到了整體觀、系統觀和可持續發展觀的深刻影響，可持續發展觀更成為當代生態與環境科技研究的基本思想。隨著環境問題的全球化，生態與環境科技研究也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全球環境公約與大型國際研究計劃的制定推動了生態與環境科技的發展。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依靠對污染的末端治理是得不到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生態與環境科技正在從注重末端治理走向全過程控制，為污染綜合防治和推行循環經濟提供科技支撐。另外，生態與環境科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結合越來越緊密，社會需求導向明顯。這項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加依賴網絡化的長期連續觀測資料的積累和分析，也是當前生態與環境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

　　記者：目前我國生態與環境科技體系情況怎樣？

　　孫鴻烈：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生態與環境科學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與國家需求和國際先進水平還存在相當的差距。

　　我國具有獨特的生態和環境條件，可以發展出很有特色的生態與環境科技體系。但過去20年來，我國生態與環境科研基本處于被動跟蹤狀態，缺乏系統的、基于國情的重大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和關鍵技術開發。科研的發展不能滿足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求，對新的環境問題缺少應對理論和技術儲備，生態與環境科研不能有效地滲透到社會經濟各個環節，使生態與環境保護戰略缺少強有力的科學指導，對環境與發展的決策支撐力度明顯不足。這與我國的生態與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不相適應，與大國地位極不相符。

　　記者：我國生態與環境科技體系同國際上的差距和不足表現在哪些方面？

　　孫鴻烈：首先，我國生態與環境科技原創性基礎研究欠缺，手段相對落后，同我國面臨的復雜環境問題相比，科研水平還不能滿足多方面的需求。其次，缺少大跨度學科交叉的系統綜合研究和全球視野，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區域性、流域性和系統性的環境問題。第三，長期、連續、動態的基礎數據積累不夠，盡管我國在生態與環境監測方面已開展了一些工作，但尚未形成健全和完整的生態與環境數據觀測網絡，因而使生態與環境科學研究缺少長期、系統、可靠的數據體系支持。第四，我國缺少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集成和環保成套設備，在全球化條件下難以同國外企業競爭。最后，對國家決策的科技支撐薄弱也是不足的表現之一。

　　記者：能向我們介紹一下我國生態與環境科技的發展戰略的情況嗎？

　　孫鴻烈：我國生態與環境科技的發展戰略思路應以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指導，以全球變化為背景，以解決我國生態與環境中的重大問題和改善生態與環境為基本出發點，以轉變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以提高資源生產率為核心，以區域和系統的綜合防治為重點，通過自主創新與綜合集成研究，建立與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相適應并符合我國國情的生態與環境科學理論和技術體系，為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和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科技支撐。

　　2010年，我國生態與環境科學技術戰略目標應是在GDP翻一番的情況下，為遏制生態和環境質量繼續惡化提供科技支撐。到2020年的戰略目標應是在GDP翻兩番的情況下，形成保障生態與環境質量有明顯改善的科技能力，為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科技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