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是一個追求共產主義的狂熱者，他一生都是為這個目標奮鬥。在共產中國成立之後，他發覺有些追隨者，和他自己的理想有所偏差，在短短十幾年間，已出現了幾次危機，如出現修正主義者，中國克魯曉夫等。而民間的封建主義思想，資本主義思想，與小資思想有復蘇的蹟像，而且勢力漸漸擴大。於是在 1966 年借民間發起反迷信，反封建，反小資思想的運動時，寫了 [ 炮打司令部 ] 的大字報，暗示中央有第二個反共產主義的司令部，而借紅衛兵之手，鏟除異己，更受 4 人幫蒙蔽，做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慘痛，最黑暗，最血腥的文革 10 年。

民化大革命只是借文化之名，去鏟除異己的行動而已。

由於「三面紅旗」的失誤，毛澤東被逼把經濟整頓和中央日常工作交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自己則「退居二線」。但是毛澤東並不甘於大權旁落。當全國經濟狀況剛剛略有改善，毛澤東為了奪回失去的權力，消除黨內的反對派，立即在其妻江青及國防部長林彪等人的支持下，於1966年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首先從文藝批評著手，然後擴展為席捲全國的政治大鬥爭。

1965年11月，毛澤東授意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五．一六通知》，確定文化大革命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標誌文化大革命作為政治大革命正式開始。接著北京大學張貼第一張大字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清華附中建立紅衛兵，《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電台廣播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於是文革烈火便燃遍全國。這場革命由毛澤東、林彪，以及江青等人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領導，號召全國學生組織紅衛兵，在各地進行「破四舊、立四新」，向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各級「走資派」奪權。一時間，全國形成了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其間更發生了全國性的批鬥、抄家及武鬥等暴力浪潮，造成大量人命、財物及珍貴文物的損失。

1968年，毛澤東等把國家主席劉少奇開除出黨(次年慘死於河南)。後來被毛澤東選定為接班人的林彪，企圖提前取代毛澤東。但他在1971年9月策動政變不成，倉促北逃，終於在外蒙古墜機身亡。此後，政權漸落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人的手中，被稱為「四人幫」。

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陷於大動亂中，國民經濟瀕於崩潰，人民生活困頓不堪。當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及後來復職的鄧小平等力圖整頓經濟，重新建立黨和政府的威信，但卻遭到猛烈的抨擊。周恩來自己也於1976年1月8日鬱鬱辭世。同年4月5日清明節時，數十萬民眾齊集天安門廣場，藉悼念周恩來抒發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毛澤東及江青等人下令鎮壓，是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到了9月9日，毛澤東也死去了，由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他在10月6日聯合葉劍英、李先念等元老發動政變，逮捕江青等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終告結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場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

毛泽东提出“四个存在”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后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部分史学家认为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的终结，真正动乱的时期只有不到3年。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负有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背景

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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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曾要求用10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甚至被变本加厉地改成更不切实际的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而且煉出的都是廢鐵，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曉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见认为有很多人死于饥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总书记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正是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泽东与要求进一步追究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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