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係咩?+10

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間，台灣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其中包括官民武裝衝突、軍隊鎮壓平民、台籍士紳被搜捕或殺害，以及當地人對外省人的攻擊等。

事件起始於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糾紛引起（一說為買賣過程的誤會），觸發2月28日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同日又發生公署衛兵槍擊請願民眾，事件因此由請願懲兇轉變而為對抗公署，進而激化為省籍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演變為社會運動，最終導致官民間的武裝衝突，以及台灣當地人和大陸人之間的族群衝突。最後在軍事鎮壓中結束。

然而二二八事件於戰後不到一年半之間發生，其背景實際上並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雖然事件發生原因與台灣獨立運動並沒有關係，但是對後來台獨運動的興起，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

時代背景

台北街頭慶祝光復情景，當時不熟悉中國的臺灣人將中華民國國旗左右弄顛倒，這說明了當時台灣人民對於祖國的陌生程度，或可為後來的二二八事件留下註解。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光復後一年半內發生，自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可以說是高度期待下引起的極度幻滅。其實在臺灣社會更為流傳所謂的「五天五地」：「盟軍轟炸驚天動地，臺灣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亂烏天暗地，物價起漲呼天叫地。」


政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戰敗無條件投降，向美中等盟國移交戰爭中的佔領區。1945年8月15日，在中國大陸地區，中華民國政府派何應欽在南京接受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降書；在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在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接受日本投降並接管台灣。陳儀被指派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負責全台事務。


軍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蘇兩國劃分勢力範圍的鬥爭立即展開，其在東亞的焦點則在中國，由美蘇各自扶植的親近的政治力量——國民黨和共產黨開始就戰後中國的重建、兩黨勢力範圍和軍事力量的處理，甚至未來國家政權的組成方式和哪方應當居於主導地位等敏感因素進行談判和鬥爭。雖然雙方曾重慶談判後達成初步共識，但由於兩黨間互相敵視以久，缺乏根本信任，以及蔣介石對於雙方力量對比和國內國際形勢的判斷存在偏差。國民政府最終還是決定以武力消滅共產黨勢力。於是中國最終陷入國共內戰的泥潭。1947年之後，由於國民政府的財經政策失當、官員貪污腐敗問題嚴重、東北地區戰略失誤，軍事指揮上的全局戰略失誤，以及國軍內部派系鬥爭，缺乏協調作戰的精神等諸多因素，國軍在戰場上逐漸陷入被動，並開始呈現崩潰的跡象。因此蔣介石開始準備將台灣地區作為重點加以經營，以備日後在大陸失敗後仍可以擁有一塊接受美援，並反共復國的基地。


經濟
在接管各日本佔領區之後的中國經濟，由於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以及光復初期國民黨官員的腐敗叢生，加上政府相關管制政策不當，以致於民生物資不足，通貨膨脹十分嚴重。在中國大陸地區，中央銀行先後發行的法幣，金圓券幾近崩潰。台灣地區雖然情況較全國狀況為好，但也因此必須供給中國大陸地區的資源需求。此外，比起日治時期，經濟民生的混亂程度增加，台灣人民多有怨言。


文化
因為經濟崩潰及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內部嚴重貪污問題，還有政府在官職與其他方面對中國大陸人和台灣當地人有不平等的對待，造成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位居知識領導者的文化界和學生展開要求民主與經濟改革的活動。對此，陳儀為首的主政當局採取了「寬輿論（政治），緊經濟」的政策。一方面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但同時也未採納意見，另一方面則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了台灣與中國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


主要原因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
戰後經濟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空襲台灣，重創台灣產業，導致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更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重建工作困難。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物價秩序混亂。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又大量印製鈔票，並將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台灣嚴重的通貨膨脹。

此外，官方一方面將原屬日本人與殖民政府的財產，直接收為私有，並拆裝賣往中國大陸。另一方面，延續日本殖民政策，壟斷台灣的經濟（如：煙、酒、糖、樟腦等的專賣），並利用各種關係排擠民營公司。由於日治時期台灣人便視「煙酒專賣局」、「台灣製糖會社」等公司為日本殖民制度之表徵，因此產生「以前受日本人欺負，現在受中國人欺負」的感覺。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會發生在查緝私煙上，也與這些政策不無關係。


隔閡、誤解與不平等
日本政府直到1945年5月才實施義務兵役，而在這之前從1942年1月以來，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不選擇參戰，卻出現踴躍投軍的現象，1943年自願提出申請人數更高達60萬以上，許多大陸人因此遷怒於台灣人。加上對戰前臺灣情勢的不理解，有一些台灣人被視為漢奸，並受到緝捕。為往後族群衝突種下隱憂。

除了台灣人與閩南人之外的大陸人有語言和日常習慣的隔閡，台灣人參與政治的權利也受到差別待遇，大都只許擔任低級官員。而政府官員與接收台灣的軍隊又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


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
二二八事件期間，由官民組成的處理委員會本身即為各種派系勢力的競技場，隨陳儀來台的國民黨各派系，分為政學系、孔宋系統、軍統、CC派、三民主義青年團等五大派系，基本上政學系與中統不合，而CC派旗下的中統也一直想奪取政學系出身的陳儀政權，柯遠芬為首的軍統派則是立場模糊。陳儀當時是採取「拉著一派打一派」的恐怖平衡，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陳儀本人雖廉潔自持，但其剛愎自用的個性與政治上的無能，不能不為二二八事件負出責任。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參考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與戴國煇《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但也有專家認為派系問題根本與二二八事件甚無關係

事件經過

生氣的群眾聚集在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時間為1947.02.28。
專賣局台北分局所在重慶南路的現狀
導火線與台北的動亂
1947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的天馬茶房前，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婦人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擔帶模利司12支、紅三星牌20支、青津50支、八五10罐、三貓牌20支，其他香菸約有五支。）查緝員沒收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而林婦表示家計困難而跪地求饒。但是查緝員一直堅持不讓步，使周圍民眾越聚越多，之後林江邁被查緝員以槍托公然擊傷頭部。[2]民眾目睹此景後，因憤怒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等人開槍示警，卻失手擊斃了市民陳文溪。激憤的群眾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由於警察局長官包庇下屬，民眾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隔天2月28日，因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區展開罷工、罷市，許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還要求公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臺負責。群眾抗議中，發生零星焚燒事件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後抗議群眾集結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門口請願示威，過程中公署衛兵對市民開槍並造成傷亡，使民眾情緒更為激昂。抗議民眾因此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後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至此，長期對中華民國政府不滿情緒，加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處理不當，因而從3月1日起，終於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抗政府事件[3]。


初期的政治交涉與武裝衝突
如果不把民眾暴動事件考慮進來的話[4]，反抗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5]。一方面，台北與台灣各縣市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省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6]。

另一方面，各地則出現民兵佔領警局或軍械庫，收繳槍械、組織民兵，並試圖以武力進行抗爭的嚐試，面對這些反抗行動，政府也以軍警開槍射擊回報。各地的反抗中，台灣共產黨前領袖謝雪紅在台中以「推翻國民政府」作為號召，發動反抗的二七部隊最為有名[7]，各地的反抗也以這支勢力維持最久。此外，較有規模的衝突還有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高雄駐軍與反抗勢力的衝突。台灣西部地區的衝突較為嚴重，東部地區則大都只有小騷動。


台灣共產黨的參入
台灣地區在日本統治時代，就有日本共產黨培植的台灣共產黨，秘密行動。二二八事件期間，中部地區台共領導人謝雪紅認為政府官員貪贓枉法，導致民生凋敝，因此在1947年3月2日組織中部地區青年，攻佔臺中警局及公賣局臺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3日成立「臺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擔任總指揮的工作。6日成為「二七部隊」，即遭受政府軍的強力壓制，9日退入埔里，在埔里鎮門戶的烏牛欄橋（今愛蘭橋）與政府軍展開正面衝突，由於二七部隊實屬烏合之眾，埔里原住民也不願支持，參加的青年學生陸續逃亡，旋即敗散。領導人謝雪紅則逃往中國大陸，依附中國共產黨。


高雄的軍事鎮壓
3月2日～3月4日間，已經有來自台北與台南的人士進入高雄，並與當地警察、憲兵發生武裝衝突。3月5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開始對高雄市區展開砲轟與掃射，並在3月6日派遣軍隊攻擊高雄市政府、高雄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今高雄中學），除了平民以外，也有多位高雄市議員在這場攻擊行動中喪生，或是被逮捕後處死。這場軍事行動也是在國民政府從大陸派遣援軍到台灣以前的首次軍事鎮壓，並發生公開槍決犯人的事件。


國民政府派軍來台

在清鄉中遭國民政府殺害的市民。陳儀表面上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布的戒嚴令。但事實上陳儀在致蔣中正函中以「台灣民眾缺乏國家意識，易為排斥外省人的封建思想所惑、『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為理由，暗中要求國民黨中央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3月8日，即使已有蔣渭川等人請求暫緩派兵，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仍然在未查明實情狀況下派遣援軍（21師整編師）前往基隆，對各地的動亂展開徹底的鎮壓。這些政府派遣的軍隊高估各地的動亂程度，使得各地民兵面對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迅速潰敗，連擁有警察武裝的台中「二七部隊」也無法有效抵擋，只能撤退至中部山脈入口南投縣埔里鄉並自行解散。到了3月17日，國民政府便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宣告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


清鄉、掃蕩與屠殺
雖然各種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捕殺行動表面上也暫時結束。但實際上各地的掃蕩行動，也就是政府所宣布的清鄉工作在這之後才正式展開，留名的受難者，大都死於3月到5月之間[8]。之後零星的鎮壓繼續持續了大約9個月[9]，許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國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槍決，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10]。在4月18日，陳儀發布「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其中包括謝雪紅、廖文毅、蔣渭川等共30人。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嚴，但是仍然有零星的事件發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E4.BA.8B.E4.BB.B6.E7.B6.93.E9.81.8E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光复后一年半内发生，自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可以说是高度期待下引起的极度幻灭。其实在台湾社会更为流传所谓的“五天五地”：“盟军轰炸惊天动地，台湾光复欢天喜地，贪官污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乱乌天暗地，物价起涨呼天叫地。”



军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立即展开，其在东亚的焦点则在中国，由美苏各自扶植的亲近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就战后中国的重建、两党势力范围和军事力量的处理，甚至未来国家政权的组成方式和哪方应当居于主导地位等敏感因素进行谈判和斗争。虽然双方曾重庆谈判后达成初步共识，但由于两党间互相敌视以久，缺乏根本信任，以及蒋介石对于双方力量对比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存在偏差。国民政府最终还是决定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势力。于是中国最终陷入国共内战的泥潭。1947年之后，由于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失当、官员贪污腐败问题严重、东北地区战略失误，军事指挥上的全局战略失误，以及国军内部派系斗争，缺乏协调作战的精神等诸多因素，国军在战场上逐渐陷入被动，并开始呈现崩溃的迹象。因此蒋介石开始准备将台湾地区作为重点加以经营，以备日后在大陆失败后仍可以拥有一块接受美援，并反共复国的基地。


经济
在接管各日本占领区之后的中国经济，由于维持国共内战的庞大军需，以及光复初期国民党官员的腐败丛生，加上政府相关管制政策不当，以致于民生物资不足，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央银行先后发行的法币，金圆券几近崩溃。台湾地区虽然情况较全国状况为好，但也因此必须供给中国大陆地区的资源需求。此外，比起日治时期，经济民生的混乱程度增加，台湾人民多有怨言。


文化
因为经济崩溃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内部严重贪污问题，还有政府在官职与其他方面对中国大陆人和台湾当地人有不平等的对待，造成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位居知识领导者的文化界和学生展开要求民主与经济改革的活动。对此，陈仪为首的主政当局采取了“宽舆论（政治），紧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并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但同时也未采纳意见，另一方面则积极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了台湾与中国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


主要原因

战后初期台湾银行所发行的“台币一百万元”本票
战后经济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空袭台湾，重创台湾产业，导致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更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重建工作困难。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物价秩序混乱。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又大量印制钞票，并将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台湾严重的通货膨胀。

此外，官方一方面将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直接收为私有，并拆装卖往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延续日本殖民政策，垄断台湾的经济（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专卖），并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由于日治时期台湾人便视“烟酒专卖局”、“台湾制糖会社”等公司为日本殖民制度之表征，因此产生“以前受日本人欺负，现在受中国人欺负”的感觉。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会发生在查缉私烟上，也与这些政策不无关系。


隔阂、误解与不平等
日本政府直到1945年5月才实施义务兵役，而在这之前从1942年1月以来，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虽然台湾人有权利不选择参战，却出现踊跃投军的现象，1943年自愿提出申请人数更高达60万以上，许多大陆人因此迁怒于台湾人。加上对战前台湾情势的不理解，有一些台湾人被视为汉奸，并受到缉捕。为往后族群冲突种下隐忧。

除了台湾人与闽南人之外的大陆人有语言和日常习惯的隔阂，台湾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也受到差别待遇，大都只许担任低级官员。而政府官员与接收台湾的军队又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


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
二二八事件期间，由官民组成的处理委员会本身即为各种派系势力的竞技场，随陈仪来台的国民党各派系，分为政学系、孔宋系统、军统、CC派、三民主义青年团等五大派系，基本上政学系与中统不合，而CC派旗下的中统也一直想夺取政学系出身的陈仪政权，柯远芬为首的军统派则是立场模糊。陈仪当时是采取“拉著一派打一派”的恐怖平衡，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陈仪本人虽廉洁自持，但其刚愎自用的个性与政治上的无能，不能不为二二八事件负出责任。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参考陈翠莲《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与戴国辉《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但也有专家认为派系问题根本与二二八事件甚无关系[1]。


事件经过

生气的群众聚集在专卖局台北分局门口。时间为1947.02.28。
专卖局台北分局所在重庆南路的现状
导火线与台北的动乱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的天马茶房前，发现一名40岁并育有一子一女的妇人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担带模利司12支、红三星牌20支、青津50支、八五10罐、三猫牌20支，其他香烟约有五支。）查缉员没收林妇所贩卖的香烟及身上所有的钱财。而林妇表示家计困难而跪地求饶。但是查缉员一直坚持不让步，使周围民众越聚越多，之后林江迈被查缉员以枪托公然击伤头部。[2]民众目睹此景后，因愤怒而将查缉员包围，傅学通等人开枪示警，却失手击毙了市民陈文溪。激愤的群众在当天晚上包围警察局，要求惩凶，但由于警察局长官包庇下属，民众得不到满意的答覆。

隔天2月28日，因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区展开罢工、罢市，许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分局抗议之外，还要求公卖局分局长欧阳正宅下台负责。群众抗议中，发生零星焚烧事件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后抗议群众集结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门口请愿示威，过程中公署卫兵对市民开枪并造成伤亡，使民众情绪更为激昂。抗议民众因此转进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园（后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继续示威集结，并同时在位于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广播报导事件始末。至此，长期对中华民国政府不满情绪，加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处理不当，因而从3月1日起，终于爆发了全岛性的反抗政府事件[3]。


初期的政治交涉与武装冲突
如果不把民众暴动事件考虑进来的话[4]，反抗大致上循著两条同时发生的路线在进行︰一为“政治交涉路线”；另一为“武装抗争路线”[5]。一方面，台北与台湾各县市的各级民意代表及社会名流，纷纷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和行政长官陈仪展开协商谈判，并对陈仪提出逮捕贪官污吏、废止行政长官公署、实施省自治、在行政、司法、军事各方面起用台湾人等要求[6]。

另一方面，各地则出现民兵占领警局或军械库，收缴枪械、组织民兵，并试图以武力进行抗争的尝试，面对这些反抗行动，政府也以军警开枪射击回报。各地的反抗中，台湾共产党前领袖谢雪红在台中以“推翻国民政府”作为号召，发动反抗的二七部队最为有名[7]，各地的反抗也以这支势力维持最久。此外，较有规模的冲突还有嘉义水上机场与红毛埤军械库的战斗、高雄驻军与反抗势力的冲突。台湾西部地区的冲突较为严重，东部地区则大都只有小骚动。


台湾共产党的参入
台湾地区在日本统治时代，就有日本共产党培植的台湾共产党，秘密行动。二二八事件期间，中部地区台共领导人谢雪红认为政府官员贪赃枉法，导致民生凋敝，因此在1947年3月2日组织中部地区青年，攻占台中警局及公卖局台中分局，成立“人民政府”，3日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担任总指挥的工作。6日成为“二七部队”，即遭受政府军的强力压制，9日退入埔里，在埔里镇门户的乌牛栏桥（今爱兰桥）与政府军展开正面冲突，由于二七部队实属乌合之众，埔里原住民也不愿支持，参加的青年学生陆续逃亡，旋即败散。领导人谢雪红则逃往中国大陆，依附中国共产党。


高雄的军事镇压
3月2日～3月4日间，已经有来自台北与台南的人士进入高雄，并与当地警察、宪兵发生武装冲突。3月5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开始对高雄市区展开炮轰与扫射，并在3月6日派遣军队攻击高雄市政府、高雄车站与高雄第一中学（今高雄中学），除了平民以外，也有多位高雄市议员在这场攻击行动中丧生，或是被逮捕后处死。这场军事行动也是在国民政府从大陆派遣援军到台湾以前的首次军事镇压，并发生公开枪决犯人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