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內地紀錄片《走向共和》有多少是史實內容呢?

《走向共和》是一部以歷史為題材的電視連續劇，非常好看，至於有多少史實內容，下面這篇文章有詳細的分析:
最近，一部59集的歷史題材的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間播出後，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走向共和》取材於1840-1920年中國近代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重要轉型期中的一系列“變革”事件。該劇的主創人員說，《走向共和》用“不以道德論英雄，以推動時代進步論英雄”的全新視角，把劇中人物還原到當時的歷史大環境中重新審視，還歷史人物以本來面目。通過對人物內心的細緻刻畫，塑造出了李鴻章、慈禧、孫中山、袁世凱、光緒、康有為等眾多歷史人物的全新的螢幕形象。

也正是由於該劇提供的觀察歷史的角度與長久以來中國人普遍接受的歷史教育有較大的不同，比如它突出了慈禧“女政治家”的一面，李鴻章忍辱負重、充滿智慧的一面，以及袁世凱“治世之能臣”、大行新政的一面，讓觀眾覺得新鮮，同時也引起了了各界的熱烈爭論。

據悉，早在20年前，中國的史學家們對於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和李鴻章是“賣國賊”的說法就提出了異議，並有了比較一致的定論。

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些歷史人物的知識則來自從小受的教育。多年來，在中學歷史課本裡，對慈禧、李鴻章、袁世凱等的評價一直很低，他們被認為是中國近代那段屈辱歷史中喪權辱國的代表。《走向共和》引發了人們一系列的爭論：它是對賣國賊的美化？還是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對於過去的屈辱的歷史和歷史人物，我們究竟應該以怎樣的心態和眼光來看待呢？我們長期以來推行的歷史教育落後了嗎？

歷史不容輕易“翻案”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對電視劇本身我不想多加評論，但關於“歷史人物翻案”，我有一點個人看法。從歷史研究來講，不怕“翻案”而最怕故意以翻案做文章，找一些枝節的史料，將歷史人物非主要的歷史作用變成主要的。

拿李鴻章來說，過去教科書對李鴻章有一般定論，但這幾年又作出了重新評價。從歷史學的角度，隨著對史料的不斷挖掘，會有對歷史人物的新的評判視角和理解，甚至引起重新評價，就是我們所講的“為歷史人物翻案”。“翻案”本身帶有積極意義，不是壞事，但無論什麼樣的“翻案”，都是以事實為基本根據。我們認為對一個人的評價應該有一個最基本的傾向概括。李鴻章是晚清投降派外交的代表，這無法否定。我們在舉例中舉到李鴻章把《馬關條約》的４億兩白銀還價到２億兩，就認為他不是投降派，這是不對的。講價還價這是任何一個外交家去談判都要做的。正確評判像李鴻章這樣有歷史爭議的人應該更為全面地引用歷史資料，比如在《伊犁條約》的簽署，李鴻章就曾勸談判代表按俄國提出的條件全盤接受。這難道不是典型的投降派的所作所為嗎？雖然講“弱國無外交”，但有的時候弱國也可以去爭。在可能爭的時候力爭了，才是愛國外交家。所幸《伊犁條約》在最後簽署時楊儒沒有聽李鴻章的而是據理力爭了。如果說可以這樣為李鴻章翻案，我們認為大清國就沒有投降派可言了，當時的革命者把清國當成投降政府來推翻的所有理由也都不存在了。這是我的一點個人見解。

慈禧確實是一位“清末女政治家”，但政治家也有好壞惡劣之分，慈禧本人就是不明大勢的一個。我們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還是政治家呢。慈禧本人為政的主要功績在於洋務運動而由此帶來的“同治中興”，可以講洋務運動沒有她的支持不行。但慈禧作為政治人物最大的弱點在於不明大事，不懂得世界局勢與變化。她的這種局限性對國家發展的阻礙在1895年以後顯得尤其明顯。作了許多明顯的反歷史而動的事情，而進一步導致國家崩潰。作為滿族貴族的代表，慈禧本身承擔不了中國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歷史任務，確保自己手中有權都是慈禧最重要的事情。

另外像袁世凱，孫中山讓權給他，這是雙方有協議的，也是自願的，因此談不上竊國。但袁世凱後來違背了原來的誓言，想要當皇帝，這就是他竊國了。所謂大是大非不分，大節上錯得荒唐了。至於說到袁世凱有才能這是肯定的，否則也就不能當上大總統了。

李鴻章是“賣國為國”

《走向共和》編審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我認為，電視劇《走向共和》把李鴻章等人描繪成變法圖強的悲劇英雄，是現代人以藝術的手法對中國近代化之路的真實反思，“更加符合歷史發展的線索”。李鴻章雖然經手簽訂了大部分的不平等條約，但那都是奉朝廷命令列事，身不由己，是一種政府行為，因而李鴻章和汪精衛不同，汪精衛是賣國為己，而李鴻章則是賣國為國。

首先，作為清政府外交大臣的李鴻章做的都是一些違反本人意志的無奈的事情，政府讓他那樣做，他不得不做，即他是被動的代表政府賣國，不是自己賣國。其次，李鴻章發起“洋務運動”的目的在於“以夷制夷”，其動機仍然是保家衛國，即他骨子裡仍然是愛國的。最後，李鴻章在鑒訂條約的過程中已經盡最大努力保護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在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的同時，動用外交影響，保護了東三省，並提出了“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政治主張。但“弱國無外交”，他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用平和的心態對待歷史事件和人物

自由撰稿人伊夫：眾所周知，在以往我們所能看到的教科書裡，北洋大臣李鴻章都被貼上了“賣國賊”的標籤。作為反面人物，李鴻章的惡名深深印刻在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心裡。

今天，當我們能以更加宏觀和開放的視角重新審視歷史和歷史人物，以前所未有的從容與平和的心態，公正、客觀地分析每一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時候，才終於發現，如果簡單地把歷史人物用“忠臣”或“奸臣”、“民族英雄”或“賣國賊”來劃分的話，我們將對許多撲朔迷離、繁雜微妙的疑點無所適從。

對歷史人物的恰當評價，倘使偏離特定的歷史背景，倘使缺乏科學的唯物史觀，輕易甚至草率的下結論，就在所難免。當然，這還不包括一些現代的陰謀家企圖用蓄意篡改、閹割歷史的手段為己所用的特例。

例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是由李鴻章簽字的，不過，他只是大清帝國派出去的一個使者而已。如果沒有慈禧和光緒的授意，李鴻章斷然沒有這個膽子，更沒有這個權力去“賣國”的。不難設想當初在東京簽約的李鴻章尷尬而又無奈的處境了。

在維新卻又保皇的康有為討伐裡，李鴻章只能充當一隻替罪羊。可悲的是，這種責任的認定居然延續了100餘年。其實，從操練北洋水師到洋務運動，具有改革意識、“僅有幾個能贏得洋人欽佩的清朝大員之一”的李鴻章都是積極的宣導者。但是，在垂死的滿清的遺風中，即使空懷強烈的民族主義，得不到補給的北洋水師，也必將在甲午海戰中淪落全軍覆沒的悲慘下場。

這既是李鴻章的個人悲劇，更是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悲劇。

近年來，繼文學作品之後，影視作品的創作也越來越突破公式化的窠臼。對於人物的塑造，早已不是昔日“非好即壞”的二元結構。更為可喜的是，所謂被蓋棺定論的許多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也開始緩慢地走出人們舊有的、狹隘的思維模式。立體地重新接受現代人的解讀和評判。

我們的“歷史教育”落後了

佛山科技學院李亞廣：從電視劇《走向共和》中，我們應該反思該如何看待我們當前的歷史教育。

歷史劇《走向共和》會讓許多學生觀眾犯糊塗：這為什麼與老師和書本上描述的不一樣？到底李鴻章等是好人還是壞人？什麼才算真實歷史？是寫在歷史教科書中的，還是在小說和影視劇中演繹的？即使許多歷史學家“警告”說，切不可把這樣的電視劇當成歷史，但學生是多以“眼見為實”的。為此，不得不把“責任”扯到了我們一直以來的“單一平面化、應試模式化”歷史教育上，作必要的探討。

毋庸置疑，一直以來，咱們的歷史教育走的是一條應試定板模式。學生考試要拿高分，就得死記硬背。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也要依著教材照本宣科。對於“李鴻章”、“岳飛”、“曾國藩”等歷史人物的評價，老師也多是照搬教材，讓學生記住誰是好的誰是壞的而已，因而就有了學生腦中固定成規的“兩分之法”。其實，從西方的史學界觀點來說，這種以好人壞人評判歷史的觀念早就過時了，但中國當前的歷史教育，偏是用一種平面單一的言傳方法，“一棍子打死”了學生辨別思考的能力。

不難看出，造成學生“蒙蔽”的淵源，是那“陳腐守舊”的“歷史教材”。以一種沉舊的歷史觀教育孩子，又怎能讓孩子正確發揚和繼承“偉大源遠的歷史文化與歷史精神”呢？時代的發展並非要湮滅歷史，而是讓人們更加清晰更加正確更加全面地認識歷史接受歷史，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舍其謬誤存其真相，卻不是一成不變循規蹈矩地“唯‘既成’之史是尊”。可是，正如中國社科院的歷史學家雷頤日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感歎：“從學術研究來說，實際上學術界從1979年底、1980年初就已經對洋務運動和李鴻章提出新的看法，20年後，這已經是平常的觀點。但是很奇怪，這種觀點一直沒有擴展到學術界之外。學術界的成果需要20年才能轉化，也實在太艱難了！”由此看來，“作古”的歷史教材要適時更新，任重而道遠。歷史是發生在過去時間裡的事實，正確認識歷史，及時“調整”有偏頗的歷史觀，有利於今天社會文明建設的發展。
資料來自:http://ks.cn.yahoo.com/question/?qid=1406090402894

馬關條約簽署地是在日本長洲藩(西國)下關,不是東京!





這個地方是伊藤博文的故鄉中的地點,也是清國人相較其他日本地區容易到達的地區,



不管你的回答是copy與否,但也算是盡力...

全部都係!

all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