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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王莽評價的兩種不同意見
王莽(前45—23)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人物。解放以來,史學界對王莽這一歷史人物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發表了不少論文與專著。但這些論述對王莽及其改制的評價分歧很大,見仁見智,迄無定論。撮其梗概,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種意見,綜合整理如下:
一種意見認為:王莽是一個基本應該肯定的歷史人物。
《光明日報》1951年3月10日刊載的何茲全《王莽》一文認為,王莽是代表中下層地主階級的改良主義者,王莽變法是一次改良主義運動。作者指出,西漢季年,統治階級腐敗,土地問題嚴重,農民和奴隸的暴動,使封建統治搖搖欲墜。一般中下層地主階級,對於劉家王朝,早已喪失了信心,他們祈望能有一個人出來挽救地主階級政權,因此,改良主義者和改良主義運動便應運而生。王莽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興起的。他憑藉外戚的有利條件,比他人更為容易地爬到了政治上的最高點,掌握了政權。由於王莽幼年孤貧和儒家的說教,使他深知當時政治問題所在及一般中下層統治階級的要求,所以他改制是針對土地兼併、奴隸盛行、商人資本發達三個嚴重社會問題進行的,因而獲得了中小地主的支持。
翦伯贊在《秦漢歷史上的若干問題》(《歷史學》1979年第一期)一文中認為,王莽是一個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漢末封建貴族集團中一個較有見識的人物。
作者指出,在封建正統史學家的筆下,王莽一直被描寫成為一個典型的偽君子、篡竊者而受到譴責和辱駡。實際上“王莽篡漢”這件事對評價王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革,因為這件事關係到當時人民的生活。當西漢統治集團腐爛到發臭的時候,王莽能看到當時社會的主要危機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大批農民奴隸化,因而提出改制的問題,這不能不說王莽是一個獨具卓見的人物。王莽改制的主觀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農民的利益,而是企圖犧牲個別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來重新穩定瀕於崩潰的整個地主階級統治,但在客觀上是對農民有利的。正因如此,他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頑強反對而陷入全盤失敗。至於王莽對他的每一項改革,都附會於聖經賢傳上的說教,這不是復古,而是托古改制。因為自漢武帝尊儒術、黜百家以後,儒家學說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王莽抓住這面旗幟,就可以把他的反對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加以制服。
與上述看法相反,另一種意見認為王莽是一個應該否定的歷史人物。
“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李鼎芳著《王莽》。作者在書中指出,王莽決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是屬於大地主貴族豪強集團的,是當時腐化的統治集團中貪污殘暴的代表人物。
作者指出,王莽生在西漢王朝搖搖欲墜的時代,他憑藉顯貴的出身和皇太后的庇護,勾結部分大商人大地主結成豪強集團,用“巧言令色”的行徑騙取了中小地主和部分人民的同情,獲得了政權,建立了新朝。在新朝統治的十五年中,王莽推行了一連串的復古改制,在經濟上,以《周禮》中所敍述的封建初期的井田制度來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用不准買賣人口來解決奴婢問題,前者是復古,後者僅僅是形式上的規定,自然都行不通。以小易大,用輕換重的錢幣改革,再配合五均賒貸,使人民不論在交易中還是在貸款中,都遭受深重的剝削。在政治上,王莽也一味地“矯托天命,偽作符書”來實施地名、官名的更改,頻繁瑣碎,只能造成無聊的紛亂,毫無實際意義。很明顯,王莽在政治和經濟上的一切改革措施,無不給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除了成為全國農民大起義的導火索以外,別無可取之處。
《中國史稿》(1963年版)認為,王莽是一個企圖以復古“改制”來解決當時嚴重社會危機的悲劇性人物。王莽代漢以後,為了從社會危機中找出一條出路,便進行改制。他企圖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並禁止奴隸買賣,來制止日益劇烈的土地兼併,顯然是一種不能實現的幻想。王莽推行的“五均賒貸”和“六管”法,這些制度基本上都是西漢所原有的。這些辦法本來能起到一些抑制豪民富賈的作用,但是在政治極端腐敗的情況下,平均物價的五均,壟斷商業的六管等都變成政府官吏收賤賣貴,從中取利的手段,而貧民根本得不到好處。王莽還屢改幣制,而且品種複雜,換算比值極不合理,造成了極大的混亂,更加深了人民對他的仇恨。
《中國史稿》(1979年版)進一步闡發了這些觀點,張志哲、羅義俊、郭志坤在《王莽與劉秀》(《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一文中認為,王莽根本不是一個有膽識的改革家,而是一個十足的政治野心家、皇帝迷。王莽改制,也不是一場具有社會意義的改革,而是西漢外戚政治的一個產物。
參考資料:
http://hk.knowledge. yahoo.com/question/? qid=700604050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