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書名有何意思？

《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曆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寫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6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一篇。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這一個特點由書名也可看出，「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

資治通鋻就是給統治者一個參考的榜樣的意思

資：給

治：治理國家

通：大範圍的，大面積的，在這裡應該是指過去所有的例子。

鑒：鏡子。這裡是參考的意思。

司馬光先生在十一世紀宋王朝時，領導保守黨主(舊黨)，跟以王安石先生為首的革新黨(新黨)對抗，雙方都曾一度失勢。就在保守黨一度失勢期間，司馬光完成這部著作。

　　資治通鑑本是一部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國時代編年史，包括中國壢始上最混亂和最苦難的四個時代：
　　戰國時代　　　前四八○年－－前二二一年
　　三國時代　　　二二○年－－二八○年
　　大分裂時代　　二一八年－－五八九年
　　小分裂時代　　九○七年－－九五九年

　司馬光先生以無比的魄力和高瞻遠囑，而他的編輯群更都是知識淵博的史學專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亂如麻的史蹟，得以條理分明的呈現於世。連同邊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內，中國還沒有出現比它更明晰更精確的始史籍。


　　因為作者的保守立場，有人曾懷疑資治通鑑是不是直的尊敬，更有人把資治通鑑比作為「馴馬術」，指控它專供統治階層使用。然後偉大的文化產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觀可能無法使每一個人同意，但史料卻是嚴肅的，司馬光先生已經為我們留下寶藏。何況，司馬光先生處理史料時，只把他的主觀見解表現在(司馬光曰)篇幅中。假使沒有司馬光先生，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專業歷史學者，具備司馬光先生當時所具備的條件，也無能為力。


　　宋王朝的六任帝趙頊先生把它命名為資治通鑑，實是佛頭著糞之舉，使一部史書，變成一部政治學問－－帝王的鏡子。但我們卻感謝他的命名和他所寫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傳奇的一篇序文。當革新黨當權，下令查禁資治通鑑時，有人警告說，那將是向皇帝挑戰，才惶然而止。不過，雖然它自認為和被認為是帝王的鏡子，事實上，卻很少帝王從這面鏡子上獲益。明王朝王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讀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卻一蟹不如一蟹。蓋權力固可使人發瘋，權力同時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見鏡子，或雖看見鏡子，卻覺得鏡子裏的醜陋映象，原來美如天仙。所以，資治通鑑與其說是帝王的鏡子，毋寧說是人明民的鏡子。透過資治通鑑，可以看出我們所處的歷史位置，和面對的福禍命運，也可看出統治階層的心態和行事軌跡。用來作為對他們的評鑑標準。好比說，從王妃的嬗遞、革命的頻起，我們至少了解，中國的政治思想法，是依靠他們的自我控制－－品德，這就遇到困難，蓋只有令一個權利制衡，才能使人循規蹈矩。品德絕不可恃，因為，權力可以敗壞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改朝換代，都缺少這種思想作為最高的指導原則，以制一直在循環砍殺，不能遏止。


　　我們並不認為民主是萬能靈丹，文化和傳統不是一個大樹，而是一條大河，政治的和軍事的力量，都無法把它攔腰斬斷。資治通鑑上各式各樣的行為模子，迄今仍然不斷的澆出同類的產品。不細讀資治通鑑，要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了解中國政治，以及展望中國前途，根本不可能。


　　資治通鑑原本用的是十一世記知識份子，對二十世紀以降的現在人講起來，以顯的過度的生澀艱深。從前，人們生活內容單純，知識份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史經。而今社會節奏一列狂奔的火車，人們連翻查工具的時間，都付如缺。假使再沒有現在語文本問世，價值連城的資治通鑑將有塵封的厄運。


　　翻譯上最大的困難有三點：一是地名，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勇於更改地名的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雲端。二是官名，歷代官職名稱，奇異怪誕，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時間，「年」不寫「年」，而寫「著雍提格」，「日」不寫「日」而寫「甲子乙丑」我們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夾註今地名，而另行繪製地圖，越詳細越好，使歷史人物，生活在實際舞台之上。官明則用現在人所了解的稱謂，夾註原稱，蓋必須如此，才能卻知他的權力關係。至於「年」，我們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顯示時間距離，不但不沾惹「著雍提格」，連年號也作為配件，擺脫爭執最烈的「正朔」困擾。至於「日」我們使用數字，擺脫「甲子乙丑」，我們自誓，不但忠於原文，要譯出一不可以替代古文的資治通鑑，還要發揮神韻，使它簡單清楚，不依靠任何公工具書，都可暢讀。


　　翻譯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才獲實現。因為遠流出版社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啟示。澳洲購買了該字典的文字版權後，因為份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發行，每月出版一冊－－即一個自母，以兩年餘的時間，全不部出齊，這是一項大膽的嘗試，並幸運的獲得空前成功，雖然有人擔心中文讀者會不會有英文的企圖心，但我們具有信心，決定也每月出版一冊，以三年為暫定時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證譯文每月差錯，但我卻敢保證，決不是把「曰」譯成「說」的白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