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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歷史意義
辛亥革命被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此之前的中國革命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並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儘管後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從民族的角度,辛亥革命恢復了漢人對中國的統治。這是辛亥革命的另一個偉大意義。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元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併為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民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餘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儘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所謂「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一些人則認為類似美國三權分立式的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在中國到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此外尚有國家社會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編輯]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積極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於十八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併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評價
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尚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不已,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不過,由於共和民主並沒有在辛亥革命後得到真正的實施,因而人們也從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孫中山在遺囑內也囑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國,因此要進一步發動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後的國共兩黨,則對於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國民黨視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
而共產黨雖然認爲辛亥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主張,沒有建立共和體制,更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會革命,來達到平均地權的主張,而是在列強的壓力下,與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妥協,把勝利果實拱手相讓。但同時又認可辛亥革命是個具有階段性成就的革命,為後來進一步革命奠定基礎。例如劉少奇認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周恩來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何香凝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傳播了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其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史家,多把辛亥革命視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亦即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所需要的前一階段的革命。這種以視辛亥革命為正面意義的想法,1950年代以後的海峽兩岸,都是主流的觀點。
一直要到了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才開始有人對這種以革命是正面甚至是「革命崇拜」的想法作出反省,章士釗晚年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又如中國的思想史家李澤厚、劉再復等人,認為在20世紀初的中國,保留君主的漸進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國在穩定中發展,袁世凱、康梁、嚴復、楊度等君主立憲的主張比孫中山更適合於當時的中國。台灣的歷史學者也開始對國民黨加諸於「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話」作消解,重新評估辛亥革命的價值和作用。
西方學者,漢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評價辛亥革命僅僅是「政體的變革」,而「基本是上一場失敗」。 高慕柯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大於它所有領袖的革命,是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納散尼爾·佩弗(Nathaniel Petter)對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試圖建立起的共和整體給予很低的評價:「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製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據地。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