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釋家思想

佛教初傳中國，依附於黃老，當時人們把它看作方術的一種，或者是看作當時民間流行的信仰或巫術之一。《後漢書》記載楚王劉英一方面崇尚黃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點的黃老之學與佛教被人們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當時也不為人們正確理解，靈魂不滅和輪迴報應的思想是人們理解的最初的佛教義理。
這時漢明帝在洛陽修建了白馬寺，供印度來的僧人竺法蘭與攝摩騰居住，並且譯出了第一本佛經——《四十二章經》。

總之，這時佛教還不為大多數中國人熟知，主要流行於上層社會，處於依附於道家或道教的情況。


魏晉時期，所譯佛經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加，大小乘經典相對完備；佛教的義學有了迅速的發展，佛學正在開始從依附老莊玄學獨立出來，佛道儒三家相互影響和競爭；僧團的戒律學也有了進展，律藏被首次譯出，漢地佛教漢人授戒已經形成制度；漢人對於佛教義理已經有了自覺的需要，開始走出漢地到西方去求得佛經。佛教已經開始從貴族府第走向了社會，在民間流傳開來。
這時盛行玄學和佛教般若學說，佛教界因對《般若經》中的「諸法性空」的基本思想產生不同的見解，出現了「六家七宗」的學派。

道安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著名人物，朱士行是第一個到西方求取佛經的人，鳩摩羅什是中國第一個著名的翻譯家。


南北朝的統治者把佛教看作有助統治和維持社會太平的工具，除了扶持佛教外，還對其加緊控制管理，建立了佛教的僧官制度。

北朝佛教重視戒律與禪定，推動了起塔造像的活動。在民間下層，觀音信仰、彌勒信仰以及淨土信仰彌漫各地。北朝佛教的禪學發達，對後出的禪宗產生影響。南朝的禪學對後出的天台宗有重要影響，南方的佛教義學講求佛教精神實質，在理論上多有發揮，討論佛性思想眾說紛紜，據說達11家之多。

南北朝譯經事業非常繁榮和發達，國家組織譯場，很多重要的印度佛教經典都被陸續翻譯出來，中國僧人自己撰寫佛書，甚至編纂偽經。佛教界內部還產生許多專門研習某一經典或以印度佛教的某一派經典為主的學派。前去西域或印度求法的僧人眾多，法顯和宋雲、惠生都是著名的僧人。

由於南北戰亂頻仍，民族矛盾尖銳，加上佛教的急速發展，遂與儒道二家發生衝突。在南朝，佛教與社會的矛盾主要表現為思想文化的爭論，這包括了佛道之間誰高誰低的爭論，佛儒之間沙門是否禮敬王者的爭論，神滅與否的爭論。在北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發動過「滅佛」的活動。


隋唐時期，佛教的興隆與國家的政治支持密不可分。隋代幾位皇帝對佛教非常尊敬，唐代大多數的統治者也出於政治需要而提倡佛教。在民間，佛教也廣泛流傳。在僧人中有不少學問高超的人，他們為了學習更多的佛教理論，冒著生命危險，前往印度取經留學，回國以後在國家組織的譯場從事佛經的翻譯工作，玄奘是其中最突出的偉人。而由中國僧人撰寫的佛教著作則更多，豐富了佛教的理論寶庫，促進了佛學的繁榮。

經過了長達幾百年的佛經翻譯活動與佛教義學的研習論爭，僧人對佛教的理論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加上地域性的佛教特點，中國佛教的品格最終形成，標誌著外來佛教文化已經完成了同中國固有傳統的融合，中國佛教真正走向自立。自中國第一個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出現之後，先後又有法相宗、華嚴宗、律宗、淨土宗、禪宗、密宗等幾個宗派形成。

佛教還深刻地影響了當時哲學、藝術、建築等領域，促進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開始大規模地走出國門，流向朝鮮、日本以及越南等屬於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同時，漢地佛教還先後傳入了西藏地區、雲南傣族和大理白族地區，對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8世紀中葉，唐武宗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第4次滅佛的行動，佛教受到致命打擊，原有的幾個宗派只剩下禪宗與淨土宗，佛教遂轉入低潮。晚唐五代之後，只有禪宗還有發展，淨土宗在流行。


宋代，禪宗和淨土宗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禪宗最終形成了「五家七宗」。朝廷對佛教進行總體上的控制，同時利用佛教來為國家創造收入。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宋代雕刻了第一部雕版漢文大藏經。這時佛教正在進一步世俗化，各種法會不斷，佛教的儀式日益豐富，寺院活動更為商業化。僧人宣揚佛教服務於王權，依附於儒教忠君愛國的原則，認為佛教的道德有助於王化，有助於社會道德的建立。在理論上，佛學與儒學和道教進一步相互融合，走上了「三教合一」的發展主流。佛教界內部則融和禪淨二宗。

遼代佛教最為興盛的是華嚴宗和密宗。皇室提倡佛教，帝后動輒齋僧，民間流行「邑社」的團體。金人治國用儒術，輔助社會用佛教，留給後世的是刻本大藏經《趙城藏》。

元代統治者尊奉藏傳佛教，以喇嘛為帝師，特別利用藏傳佛教來穩定西藏和蒙古地區。在藏地，佛教出現了數支派別；在內地，天台宗流行於江浙一帶，還有宋以來形成的白蓮教和白雲宗。總之，這一時期的佛教在民間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



明清兩代，佛教進一步衰退。明初統治者從制度上限制佛教的社會地位，將佛寺分為「禪」、「講」、「教」三種。每種寺院的僧人，連穿什麼樣的衣服也有規定。清代沿襲明制，加強僧官制度，內地主要仍為禪淨兩宗流行，寺院流行做佛事。

明代佛教在吸收道教傳教方式的基礎上，出現了許多糅合儒家倫理與佛教學說的著作，三教合流更為明顯。明末以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高僧為旗幟，面對佛教在民間的世俗化和商業化，特別提出了讀經的重要性。清末，法相宗曾經一度重興，一些人想將此作為挽救衰敗的國家和世道人心的思想武器。西藏密宗和日本密宗也被引入內地，但並未能扭轉佛教下滑的趨勢。由於佛教僧人的素質不高，一些居士自成體系，刻意講學傳法、刻經流通，為復興佛教做了大量工作。

明代政府曾經取消藏傳佛教的特權，但出於政治需要，仍在西北設藏傳佛教的僧官，優禮西藏喇嘛。清代更是對藏傳佛教予以扶持，給藏傳佛教領袖很高的待遇，同時又加強了中央的管理權，規定採用「金瓶掣簽」的方式遴選活佛，並以此形成歷史定制。

在藏區和蒙古地區，佛教在經過宗喀巴大師的宗教改革後，有了更大的發展，並且最終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特有的社會制度。在雲南邊陲地區，來自緬甸與泰國的南方上座部佛教傳入，最終成為這一地區的主流佛教。


民國時期，佛教仍處於不景氣之中。隨著西方民主思想與科學思想的廣泛宣傳，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難宗教的思想一時成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務之一，與封建思想和落後制度相聯繫的佛教自然受到了衝擊。

佛教為了救教，致力於內部的整理及改革。佛教界成立了中華佛教會，試圖重新振興佛教。釋太虛提出了改革佛教的三大主張，但成效不大。一些學者將國家的振興寄託於佛教，認為佛教裡面有很多思想與西方的思潮有共同點，或是佛教裡早已有之。以居士為主的團體，與僧伽並立，他們推崇較理性的知識佛教，注重義理的研究。隨著世界佛學的研究，中國的學術界也開始採用西方的科學方法來研究佛教，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佛教三大派首次真正統一到剛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下面，有了新的氣象。但是後來由於受到「左」的思想影響，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對待。1980年改革開放以後，國家重新貫徹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界開始恢復了正常的宗教活動，寺院得到修復，佛教界人士地位提高，對外交流頻繁。佛學研究也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成為當代人文科學的熱點，成果豐碩。台灣、香港和澳門等地區的佛教發展很快，並影響了東南亞以及歐美等國，中國的大乘佛教走上世界，為更多的人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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