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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對改善農村的措施和政策寫了5個分段,列出許多政策口號,設想了許多詳細目標,但就是沒有寫出爲什麽會有嚴重的“三農問題”?其根源在哪里?實際上,中共迴避“三農問題”的根源。
經濟學家胡鞍鋼對現在中國存在的主要經濟和社會問題歸納爲五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增長質量反而下降;二是能源和資源短缺矛盾尖銳,環境保護壓力增大;三是就業與失業壓力仍然十分尖銳;四是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拉大,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成爲突出的經濟社會問題;五是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更加突出,社會穩定狀況堪憂。
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
任務。要按照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堅持從各地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願,扎實穩步推進新農村建設。”
“三農問題”的最終根源是中共獨裁絞治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不改變制度,列出一大堆改善農村的措施和政策是治標不治本,根本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差距巨大的城鄉差別日趨嚴重,剝削農民,壓制農業和輕視農村這是中共幾十年的既定政策。事至今日,農民反抗是理所當然的。
胡錦濤心裏很明白“三農問題”的根源,他說:“無論是建國以來50多年的歷程,還是改革開放20多年的歷程,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黨和政府的頭等重大問題;始終沒有從中國在相當長的期間內都是農業大國的角度思考,做出中長期的決策;始終沒有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出發制訂和落實好方針政策;始終沒有從國家社會制度、社會政治安危,處理好農民利益問題;農民始終在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處於極不恰當的地位。”
北京政府下令取消農業稅和減少苛捐雜稅,壓制和盤剝農民的數千萬中共農村官員的生活出路就成了問題。這就形成了中共高層、低層農村官員和農民的三角矛盾,不是靠五中全會的文件可以解決的。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難點在農村和西部地區。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出發,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爲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形成東中西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區域協調發展機制。”
中共設想通過城鎮化,將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減少農業人口,並且以不改變現有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爲前提來解決“三農問題”。企望70%中國人口居住在各級城鎮,以形成強大的經濟生産力地區和強大的消費階層。
在完成農村人口城鎮化之前,城鎮化的速度要超過中共政權和農民的矛盾上升的速度,否則將是中共政權因“三農問題”而挎台。
取消城鄉二元化的城市農村不同的戶口制度,讓農民可以自由居住在城鎮。據報導,這個政策正在慢慢執行之中。
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的過程是否能成功,完全取決於經濟是否能長期高速成長,以吸收農業人口轉成城市人口的就業,否則將出現城市貧民窟。而中國粗放型經濟模式是不可能長期維持高漲而不下跌的,並且還取決於能源供應和國際市場環境。
在中國普遍缺水的條件下,如何解決幾億新城市人口的供水問題。在中國普遍缺乏農村教育和農村醫療資金的條件下,如何對幾億新城市人口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
農民進城後放棄土地,一旦大批新城市人口就業有困難,又退不回農村,政府無力援助,城市就將成爲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炸點,其危險性將大過於分散的農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