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理由。(急......)

此文共有三種說法。
一．都不適合，較危險但突出的說法，
「治亂世，用重典」直解是以嚴刑峻法管理紛亂的社會，目的在於威嚇滋事者，使他們不再為亂，最終提高管治者的威信，重建社會秩序。這句說話理應是由上而下，即是紛亂首先見於下層百姓，而由上層統治者發出。

然而自西周末至東周時期，不論春秋抑或戰國時代，社會的紛亂都是統治者造成。如西周周厲王失政，百姓才會攻入宮室；周幽王失德，為博紅顏一笑不惜烽火戲諸侯，做不到君主賢而能的條件。又廢嫡長子宜臼，破壞宗法精神，導致申侯引犬戎攻破鎬京。又如東周初年，周天子不能維持列國秩序，野心的諸侯即起而割據，促成社會紛亂，如宋、鄭等國( 鄭一度抗拒周桓王的聯軍，使桓王中箭受傷，聯軍大敗 )。由此可見，春秋戰國的紛亂是統治者，即天子及諸侯的失德使然，不是基層民眾引起紛亂。那麼要重建的是政治秩序而不是社會秩序。總之，有「治亂世，用重典」的特色的法家思想，目的在於重建社會秩序，唯兩時期的問題都是政治秩序紛亂，結果只是「配錯藥，醫死人」，是故不適合兩個時期

再者，觀法家學說，有所謂的「法」、「術」、「勢」。天子既是法度的建立者、維持者，用法度規範諸侯、卿、士、庶，唯天子又是破壞法度的始作俑者。法度既壞，何以治民？次用權術尊君上，抑臣權，唯君主已經不再賢而能，臣子又無力規勸，必令政治更加暴虐，亦再無利於治。再次用勢力賞忠而能之士，罰奸而庸之輩，唯君主對忠與奸、能與庸的標準已經模糊，純以一己之好惡為是非善惡的準則，亦無利於治。一言以蔽之，法家學說使君主權力地位上升，唯君主已經失德失政，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指人民的手腳不知放置到哪裡好，引伸為人民惶惶不可終日的意思)，這只會令社會秩序更為紛亂，所以法家思想都不適合兩個時期。

二‧認為春秋時期較適合
「治亂世，用重典」，目的是以力量重建社會秩序，使天下重歸太平。春秋時期，周天子身為共主，不能維持列國秩序，如桓王聯合諸侯討伐不臣的鄭國，中箭受傷，兵敗而回，是故再不能成為列國的共主。共主一位，周天子不過虛位以待能者。加上當時諸侯國的地盤還小，不可獨力抵抗日益緊張的外患(如北方的「狄」，南方的楚)，所以當時列國極期待一個共主團結列國，抵抗外患。新共主一出，各諸侯必懾於其威德，相繼依附，使天下再歸太平。

法家思想的確較適合春秋時期。以齊桓公為例子，他以管仲為相，管仲治國有濃厚的法家色彩，如重修法令，鼓勵生產以圖國富兵強，助桓公北退白狄重建燕國，南敗楚國助衛復國，又九會諸侯，以力量重整社會秩序，首先稱霸，成為春秋時期的共主。

再者，如何維持共主一職是春秋時期的最大問題。所謂國治而後天下平，觀乎齊桓之後，齊因宗室內亂，國力大減，不再是諸侯的共主，才出現宋楚爭霸；再觀晉文稱霸的基礎，是其父獻公盡誅宗室。及後晉國在悼公時因貴族內亂，使晉國忙於內爭，不能稱霸如前。所以要維持共主一職，須要用法家學說，使君主集權一身，能夠在國內施以有效管治，有足夠的力量重建社會秩序。如重法度一改「刑不上大夫」的規定，使宗室懼怕刑罰而遵守法度，不再為亂，又可以規定宗室必需立功才得爵祿。如此既可抑宗室力量，消除內亂的唯一可能，亦有利於國家發展，實有利於共主的產生。

反觀戰國因長期割據，出現七個地盤較大的國家。這些國家多在侵略得來之地置郡縣，如趙魏韓的前身晉國。郡縣由君主置守，則君主可以施行有效的管治，體現法家君主集權的精神。但三國之中，只有魏因法家而興，趙卻因武靈王胡服騎射而興，韓更是鬱鬱不得志，法家的成效實有待商榷。再者，既有七個強盛的國家，他們又能獨自面對外族入侵( 燕、趙、秦各自築其長城 )，共主一職實無再出的必要。相反以法家思想圖富強，只會造成列國爭霸，戰禍連年，如魏文侯用法家李悝變法興國，造成日後魏惠王與齊爭霸，大戰於馬陵桂陵二地，這如何重建社會秩序？只是使社會更加紛亂而已！由此觀之，法家學說是較適合春秋時期的。

三‧認為戰國時期較適合( 因為字數所限，列點作答，見諒 )
1.春秋戰國以來長時間爭戰(孟子說野戰則殺人盈野，攻城則殺人盈城)，使人民厭倦，渴望有一個強大的國家統一中原，平息戰爭。法家的重農思想，鼓勵人民生產，有利國家強盛( 商鞅變法為例 )，達致統一。
2.平民學者，即「士」階級，比宗室更具治國(如商鞅)、用兵(吳起)、韜略(蘇秦)等才幹，對一國的強盛而言，世襲的爵祿制度已經過時，具法家色彩的論功行賞制較能選拔能者(如秦的軍功制出名將白起及招攬客卿)。
3.春秋時期，各國禮樂宗法思想依然盛行，使主張「仁義愛惠不足用」、「君不仁，臣不忠，可以霸王矣」的法家思想不能盛行。要到秦國自穆公以來與中原隔絕二百多年使秦人文化低落，染夷狄之風才造就有利實行法家思想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