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的人際關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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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思想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
陳強

　　從世界歷史上看，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乃是法國大革命之後逐漸波及全球
的塑造近代民族國家之浪潮的組成部分——這股浪潮首先在十八、十九世紀衝擊
葆有封建殘餘的歐陸國家以及歐洲人的海外殖民地，接著在二十世紀席捲文化背
景與之迥異的亞非國家。原始宗教、部落意識、部落民主制三位一體之早期蠻族
文化隨著基督教文明的世俗化進程逐漸變現啟蒙思想、民族國家意識、自由民主
制度三位一體之近代西方政治文化，與之相應的是凝聚千千萬萬勇於公戰、怯於
私鬥之國民的利維坦逐一隨著歷史的風雲際會在大地上站立起來。新興的民族國
家在呼喚反映時代需要的全新的意識形態以鞏固其權力，而法國思想家盧梭的社
會契約論則適逢其會地喚醒了文化生命尚處於朦朧狀態的某種衝動——其理論架
構推其原始可以上溯至希伯萊文化的獨特的契約觀。按照舊約的記載，耶和華曾
先後與挪亞、亞伯拉罕以及摩西統領的以色列人立約——在這種契約關係中，神
既是主動要約的一方又是保障約定得以履行的外在勢力。號稱「神言」的《聖經
》以全知全能之「上帝」的視角說書，具有使進入其情境之讀者混一神我的魔幻
效果——在宗教改革運動之後，為天主教會拘囚千年之蠻族靈魂開始進入《聖經
》情境以神自居，渾然忘其本身。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糅合無數日益膨脹之自我
的「人民」在上帝退隱之後便順理成章地取而代之成為主動要約者——這是歐洲
思想史上各家社會契約論之共識。霍布斯的學說出於日爾曼蠻族傳統中軍政首長
的建制，洛克的學說出於貴族會議的建制，而盧梭的學說則出於人民大會的建制
——唯有在後者那裡，作為要約者的「人民」沒有在立約之後即將主權移交凌駕
其上的政府組織或者立法機構，而是永遠在以「公意」監督契約之有效履行。近
代歐洲歷史上的民粹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潮流皆與託始於日爾曼傳統
的人民主權論有著程度不同的思想淵源。部落社會軍政首長以及貴族會議的建制
隨著文化生命的心智發育逐漸演變為後來政治社會等級森嚴的科層組織，而激進
的人民主權的思想可以說傳達了在文明的意識深處尚未泯滅的童真對於日益成熟
的理性的抗爭，所以極易成為引燃形形色色之革命運動的導火索。蔣智由詩云：
「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 血灌自
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由此可以一窺盧梭富於感染力的社會契
約論對於當日晚清知識界的爆炸性影響。
　　晚近歐洲史上的滄桑巨變其實在中國文明的幼年時期即以其獨特的形式發生
。早在兩千八百年前的幽厲時代，周人所尊奉的「上帝」就隨著中國文明的心智
發育被迫退隱，由此引發春秋戰國以至秦漢之際五百餘年的政治動亂。在歷史的
陣痛中，與原始的天帝崇拜相適應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則
在戰國時代呱呱問世。信仰危機引發歷史上最早的哲學繁榮，諸子紛紛起而創說
，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長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之時，這場掀翻天地的偉大的宗教革命才塵埃底定，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
文明可以分為「詩書」、「禮樂」兩個系統。「詩書」系取法唐堯虞舜——當時
氏族社會天真浪漫、和諧無間的氛圍永遠作為一種童年的回憶在文明的意識深處
保存下來，並逐漸流衍為儒家「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政治理想。楊朱和墨子
分別屬於「詩書」系的右派和左派，前者近於近代的無政府主義者而後者則近於
社會主義者，其思想主張帶有否定傳統的綱常倫理的反社會傾向。孟子作為王官
文化的正統派則注重通過政治秩序之運作實現大同理想，因惡紫之奪朱故而距楊
墨不遺餘力。「禮樂」系取法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度過了童年
期的文明此時已隨自身的理性發育形成較為原始的科層組織。作為此系的代表人
物，荀子非常注重文獻所載的歷代制度沿革，考慮問題相應地多從政治操作的效
果而非不著邊際的理想出發。至其後學如李斯、韓非輩更是只以世人為利慾原子
設計維護國家機器的優良的制度和政策。一句話，「詩書」系象徵著文明意識深
處狂野的童真，「禮樂」系則體現文明表層凝斂的理性：二者有如車之兩輪、鳥
之雙翼，維繫著這個古老的文明的內在平衡。而到了文極而敝的第三中華帝國未
葉，步入老年期的科層組織已經全然失去初創之時的生機和活力——通過文官考
試制度選拔的各級官吏只有因循苟且的暮氣而無壯懷激烈的理想，他們如同機械
部件一樣按部就班地維持著趨於沒落的官僚制國家之運轉。作為某種貴族的徽記
，「文言」就像一堵無形的壁壘將知識分子與其它社會階級分隔開來，而民眾的
意願則受制於等級森嚴的政治秩序，只有在嘯聚江湖的秘密社會那裡才能領略古
代墨者兼愛尚同之遺風。古老的中國對於年輕的西方的第一印象就是從後者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童年時代，所以晚清士人每將君民不隔的歐美民主制度與上古之時
的「唐虞揖讓」相提並論。歐洲思想史上也有「詩書」、「禮樂」兩系，傾心日
爾曼傳統的盧梭乃是「詩書」系人物而崇尚羅馬法精神的孟德斯鳩則為「禮樂」
系人物。隨著濫觴於日樂曼傳統的歐洲「詩書」系學說東漸中土，曾為理學家曲
解為人格氣象的原始儒學的政治理想逐漸恢復意識，與之同步進行的是對荀子的
「禮樂」系的嚴厲批判。在塑造近代中國國家的漫長而艱巨的進程中，以洪秀全
、孫中山和毛澤東為代表的「詩書」系人物在西方思想的鼓舞下燃起了革命的烈
火，將社會上層腐敗的科層組織焚為灰燼，而以曾國藩、蔣介石和鄧小平為代表
的「禮樂」系人物則在破壞舊世界的基礎上確立了更有生命力的政治秩序——一
陰一陽之謂道，古老的中國文明正是借助歐洲「詩書」系學說的傳播恢復了自己
的內在平衡。只有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我們才能準確地把握盧梭的的社會契
約論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之間的關係。
　　

兩個答案都係發ｕｐ風．孫中山人際關係當然要睇有幾多人對佢死跟到尾，有幾多人因咩同佢反面．
我見到有呢兩個長氣答案，又問過樓主會唔會自選（佢覆都無覆我），所以答都無謂，費事票選時激氣．

中華民國成立

臨時大總統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緝的影響，自1907年起孫中山便長期居留歐美各國。武昌起義時，孫中山人在美國丹佛而不在中國。初聞革命成功時，孫中山還有些訝異，但隨即在海外華人與美國的同情者間籌集資金。12月20日孫中山趕赴上海，並於28日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於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並循革命軍與袁世凱的秘密協議，特申「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至專制政府既倒，民國卓立於世界，即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月底組成臨時參議院。民國元年2月12日，清帝溥儀發佈《退位詔書》，先生即於13日向參議院請辭並舉薦袁世凱以自代。茲後苦心孤詣協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選任、就職、組職內閣，尤特重其向國民宣誓一事，引導袁氏步入民主程階。

當時孫中山領導的臨時政府實力有限；雖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脫離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軍事憑藉卻是各地的團練與新軍，或是混入部分華僑以及洪門與旗下哥老會的成員，無論在裝備與士兵素質上，皆無法與清朝主力北洋軍抗衡。此外由於孫並未實際投入革命戰事，故各省的革命勢力紛紛推出自己的領導，使革命勢力呈現多頭馬車的情形。革命軍被北洋軍接連擊敗後，孫中山決定與北洋軍的統帥袁世凱和談，希望通過給予袁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袁成為清朝垮臺的最後關鍵。最後孫與袁達成協議：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由袁接任，袁則以實際行動迫使清朝皇帝退位。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條件，下旨遜位，中華民國終完全取代過去的帝國體制。隔日2月13日孫辭去臨時大總統，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


二次、三次革命
8月，經宋教仁從中斡旋，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合併，改組為國民黨。25日，孫中山在北京舉行的國民黨成立大會中被選為理事長，但孫中山以「決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即委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殺，袁世凱嫌疑為原兇。孫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稱為二次革命。由於實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敗。孫中山被通緝，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尋求援助。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並兩次發表討袁宣言。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向孫中山個人絕對效忠，要按手模宣誓；並且將國民按入黨時間分成等級，享有不同待遇。部份同時流亡日本的國民黨員對此反對，原同盟會中重要人物如黃興、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等俱未有加入。1915年10月25日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結婚。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孫中山重回中國。1917年，段祺瑞在張勛復辟後「再造共和」，廢止了1913年選出的國會。身在上海的孫中山展開護法運動（亦稱三次革命），號召國會議員一起到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織護法政府並就職爲大元帥，誓師北伐。但廣州護法政府逐漸由桂、滇系軍人控制，孫中山實力有限，甚至出現「政令不出士敏土廠（大元帥府）」的情況。孫中山曾嘗試發動兵變而未果。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國會改組護法政府，以七總裁取代大元帥，孫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職。1919年10月，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1920年，陳炯明成功擊退盤踞廣州一帶的桂、滇系，請孫中山重回廣州。次年，廣州非常國會取消軍政府，選孫中山為大總統（習慣上稱為非常大總統)，開始第二次護法運動。孫中山就職後力主軍事北伐，最終與主張暫緩軍事，聯省自治的陳炯明產生激烈衝突，於1922年6月爆發炮擊總統府事件[3]，孫中山離粵退居上海。


聯俄容共
第二次護法後，孫中山開始考慮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政府全權代表越飛在上海會面，正式討論與共產黨合作。孫、越會面曾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4]。


孫中山晚年同年年初，陳炯明部被逐出廣州，孫中山得以在3月回粵。12月29日，孫中山落實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出鮑羅廷到廣州為孫中山顧問，以蘇共為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在蘇聯援助下，於3月組建黃埔軍校，並以蔣介石為校長。11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推倒曹錕，邀孫中山北上共襄國是，惟健康已急轉直下。


革命尚未成功
孫中山1925年1月抵京後即開始病發，最終於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58歲，孫中山臨終時同意汪兆銘所代筆的《總理遺訓》及《致蘇聯政府書》。香港《華字日報》翌日報道了 孫中山的死訊：

「孫文吐嘔大作。不能進食。脈搏驟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極危險。克禮醫生在左右看護。終夜不離。戴天仇為孫草遺囑。唯孫尚未簽字...孫文病至十日晚大變。腹脹加增。克禮為之打針放水。今日上午九點三十五分鐘逝世。當彌留時。戴天仇代草遺囑。孫科急電粵民黨要人來京。」

同日，胡民漢飭令各地停止宴會：

「十二日午一時胡漢民接汪精衛來電、謂孫中山於十二日上午九時四十分病終京寓，胡漢民即分飭各大小機關、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並令公安局分飭市內酒樓、即日起停止宴會、市民停止七天、在職人員則停止一個月、各機關用藍印一月、兵士及各機關職停員纏黑紗一月。」

1925年4月2日，孫中山安厝於北京西山碧雲寺內石塔中。北伐成功後，於1929年6月1日永久遷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彌留之際，孫中山提到國事的遺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5]


遺書
1925年3月11日，孫中山彌留之際，他在三份遺囑上簽署。今日中國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出自孫中山留給國人的政治遺囑。他當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視孫夫人（宋慶齡）」，「弗以其夫人無產而輕視」，何香凝回答：「先生，我親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萬一先生不測，我們當盡力保護夫人及先生遺族。我雖然知識能力都很薄弱，但是總算能夠親受總理三民主義的教誨，我有一分力量，必定盡力宣傳。」孫中山過去一再推遲為遺囑簽字，此時在宋慶齡附助下，在三個遺囑文件上簽名。[6]


家事遺書
「余國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余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余志。此囑！」


政治遺書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致蘇聯遺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產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於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併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註：以上三封遺書均為孫中山先生本人署名的文章，由於孫先生已逝超過五十年，版權已告失效，故在此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