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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殷本紀》記載,帝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又說他「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寵信妲己,建立酒池肉林;為人凶殘成性,創立炮烙、蠆盆等多種酷刑;殺害忠臣義士,如其叔父比干;囚禁異己,如西伯侯姬昌被幽禁於里(今河南湯陰)七年之久。紂在中國長期被認為是暴君,與夏桀並論。這一段歷史,後人加上幻想元素,寫成了《封神演義》(又稱《封神榜》)。成語有「助紂為虐」、「助桀為虐」。
不過,有觀點認為,很多對帝辛的反面評價存在歷史上的遞增性。先秦文獻對他的指責並不很多,甚至許多文獻稱讚紂王聰穎勇武、才華橫溢,是難得的英主,但隨著時代的推進,各種各樣對他不利的指責越來越多。子貢也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這是很有道理的。近人顧頡剛撰有《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指出「現在傳說的紂惡是層累積疊地發展的,時代意近,紂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在中國歷史上,王莽的評價普遍不高,一般都認為他只是一位「偽君子」,眾口一辭的千古罪人。如二十四史之一的《漢書》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類,可見一班。而後世評價也大抵是受到了後漢時代史家所影響。事實上王莽本身是篡漢而取得帝位,而同時也是漢朝宗室所滅,從漢朝政權來看,王莽被視作「逆臣賊子」,並不奇怪。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種種行徑,更被視為王莽作為「逆臣賊子」的理據,如他殺了漢平帝而立了孺子嬰為皇帝。
近人胡適開始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他認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個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他的貴本家王安石雖受一時的唾罵,卻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卻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遠在王安石之上……可憐這樣一個勤勤懇懇,生性『不能無為』,要『均眾庶,抑並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斬臺上,……竟沒有人替他說一句公平的話。」[1]
但從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書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後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都是不停回復西周時代的周禮模式。可是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而這些新政都是違反了歷史規律,所以推行失敗,自屬歷史必然。所以這個角度看,王莽是一個事事復古,脫離現實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錢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則指出,從王莽登位後發出的一系列詔書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脫離了當時的實際環境,亦缺乏適當的用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