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二戰希魔，德國路德會的態度如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政治及經濟大受重挫，國民對當權的「威瑪共和」（ Weimar Republic ）失去信心。與此同時，納粹黨領袖希特拉標榜民族及國家主義，撩起德國人民的國族情緒，贏得大部分愛國德人支持。1933年1月，政治強人希特拉正式上台，象徵德國進入納粹極權統治的時代。希特拉揚言要團結德國的基督教會，並建立「正面的基督教」（ positive Christianity ），博得不少基督徒支持。因此，當時「德國福音教會」（ 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 ）內洋溢一片擁護納粹政權的呼聲。早於1932年，一群親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基督徒已成立「福音基督教」（ Evangelical Nazis ）黨派；後來在希特拉推波助瀾下，正式改名「德國基督教」（ German Christians ），在全國教會議會中，迅速取得三分之一議席，成為日後希特拉統一及操控全國基督教團體的政治工具。

1933年4月，在希特拉的支持下，「德國基督教」主張德國教會通過訂立新憲法，同意成立「國家教會」，並選出新國家主教，統一全國28個地區教會（ Landeskirchen ）。1933年5月的地區教會會議中，德高望重的 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以91票對8票，擊敗「德國基督教」的候選人 Ludwig Müller ，順利成為新任國家主教。選舉會議後，大批牧師被革職、拘捕， von Bodelschwingh 也被逼請辭。同年7月，德國教會議會大選前夕，希特拉在廣播中公開支持「德國基督教」；而整個選舉過程，更在納粹士兵的嚴密監察下進行。「德國基督教」成為希特拉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傀儡，大力鼓吹建立「亞利安基督教」。他們主張德意志是上帝新揀選的民族；而希特拉則是德國的彌賽亞，也是上帝拯救德國的啟示。

1933年9月的「褐色會議」（ Brown Synod ）正式確立Müller成為國家主教；同時，國家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 Aryan Paragraph ），排斥任何擁有「非亞利安」血統的牧職人員。「亞利安條款」正式頒布後， Dahlem 的 Martin Niemöller 等隨即組織「牧師緊急聯盟」，呼籲全國牧師聯合反對「亞利安條款」執行，同時宣認只忠於聖經及「宗教改革」傳統的認信；約有一千多位不滿「德國基督教」的牧師立即響應加入。到了1933年底，「牧師緊急聯盟」的成員更超過六千人。他們一方面反對「亞利安條款」，同時致力在經濟上救助受「亞利安條款」影響的猶太血統牧師。「牧師緊急聯盟」可說是認信教會的先聲。1934年，「牧師緊急聯盟」更成為認信教會的核心分子。

1934年1月25日， Niemöller 與三位「不動教會」的主教 Meiser 、Wurm 及 Marahrens 會晤希特拉，要求他撤銷兩條新頒布的宗教政策。會議後一星期，三位主教企圖修好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旋即與 Müller 會面，並簽署聲明，同意「無條件向國家及統治者效忠，也支持國家主教」。這次事件後，認信教會的內部對立與矛盾更為激烈。一方面，「激進派」的教會，輕蔑「溫和派」主教向強權俯首稱臣；而另一方面，「溫和派」的教會則把責任推在「激進派」身上，指摘他們的行為惹來政府向教會施壓。此事以後，計有一千八百多名「不動教會」的牧師離開「牧師緊急聯盟」，以示抗議。

1934年發表的〈巴門宣言〉，成為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的重要信條。然而，它主要關注的，始終是神學教義上的澄清與確立；至於當時黑暗極權政治，對社會與人民造成的種種傷害，則未有提及。因此，在納粹政府施行「安樂死」措施，以及向猶太人進行大逼害期間，認信教會仍然保持一片沉默、被動；直至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束，認信教會才能痛定思痛，猛然醒悟過來。

希特拉鼓吹種族單純，大力提倡「優生學」的科學理論，以培養優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1933年7月，政府通過法例，強逼「次等」國民絕育。據統計，期間約有廿至卅五萬人，因而被逼絕育。1939年初，希特拉秘密授權成立專責部門，籌備大規模的「安樂死」行動，企圖去除國內一切不優良的人種。是年春天，20位政府官員及醫護人員，選了六間機構作為施行安樂死的基地，並陸續裝置毒氣室及焚化爐等設施。當運送病人往安樂死中心的巴士也準備就緒，大規模的屠殺即告展開。1939年8月，「嬰孩安樂死」的計劃展開，約有五千名嬰孩因而死亡。

對於「安樂死」這個道德問題，許多認信教會領袖的態度保持被動。他們認為「為免更多病人受害，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惹怒政府」。直至1941年8月，一位耿直的天主教主教 Clemens Graf von Galem ，在教堂公開宣講政府的安樂死計劃，並按「刑事法第211條」控告納粹政府屠殺病人。他的講章被廣泛印發，引起全國內外關注，逼使希特拉「書面上」立法停止安樂死計劃。但事實上，安樂死依然存在。納粹政府只不過改變了施行安樂死的形式，延長病人的死亡時間而已。據統計，當時每天仍有一萬多人被逼接受安樂死；而1942年，安樂死的病人還有三萬多名。故此，安樂死的大屠殺行動，實際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真正告一段落。

「反閃族」（ anti－Semitics ）情緒高漲
二十年代開始，德國受「基督教與猶太教對立」的宗教思想影響，不少認信教會牧師及信徒，在宗教上也認同「反閃族主義」。因此，在希特拉積極推行各項「反猶太人」的高壓政策時，教會的立場一直曖昧──既沒有公開抗議，也沒有向受害者施以援手。
納粹統治期間，立法通過的種族條例共有二千多條，其中不少是針對教會內的猶太基督徒的。例如在1933年「亞利安條款」實施後，所有帶猶太血統的人，都被定為「非亞利安」人，被政府褫奪公民權；許多帶猶太血統的牧師被教會革職，受影響的猶太基督徒更高達五十萬人。後來，納粹政府又立例禁止教會為猶太人施洗，1941年更禁止基督徒與猶太人接觸。

1935至1936年間，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逼害愈見增加；然而，絕大多數的認信教會，對政府的反猶太人政策，態度一直保持中立、沉默。例如1935年， Bavarian 的主教 Meiser 便警告，「不要把猶太人的問題，列入認信教會的會議議程中」。當時教會領袖的沉默，引起不少信徒不滿。例如1935年，柏林教區的職員 Marga Meusel 寫信控訴認信教會對猶太人的問題坐視不理；可惜，當時教會內的「中立」聲音太多， Meusel 的言論，得不到教會領袖支持。

面對政治與信仰立場的種種衝突，例如在教會應否接納猶太基督徒的問題上，認信教會大部分領袖都沒有表明立場，反把責任推在地區教會身上，由他們自行決定接受猶太基督徒與否。因此，當時好些抗議宣言，都是來自個別地區教會的。例如1942年9月， Brandenburg 地區教會聲明：「驅逐非亞利安裔基督徒離開教會，就是違背聖經教義及教會的認信宣言。」

1938年11月9日晚，「反閃族」情緒高漲的德國群眾，在納粹政府的煽動下，肆意打破猶太人的住家、商店、會堂的門窗，並以殘暴對待猶太人；然而，警察則只站在一旁觀看。其後，二萬名猶太人（當中包括四位牧師）被拘捕、送往集中營。這次暴動事件，充分揭示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大規模逼害。然而，許多認信教會領袖，對於這次事件仍抱中立態度；例如「不動教會」的 Wurm 曾去信政府提出抗議，但信中卻表明：「對於政府視猶太教為威脅而加以打擊，本人沒有意見。」至於少數敢於指摘政府暴行的牧師，則遭受嚴重逼害。例如 Württemberg 的牧師 Julius von Jan 在講道中指摘納粹黨員的暴行，結果事後被一群暴徒襲擊，後來還被捕下獄。

在納粹德國下，死於集中營的猶太人數以百萬計。此外，在惶恐戰慄、孤立無援的困境下，自行了結生命的猶太人，數目更是多不勝數。面對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重重逼害，正如 Kaufmann 所說：「難道我們可以繼續視若無睹地生活下去嗎？」1943年10月，認信教會的領袖終於在會議上，對納粹政府屠殺猶太人的暴行作出公開指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認信教會牧師及信徒被徵入伍。許多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非法牧師」被送到前線抗敵；例如1941年夏天，300個 Rhineland 教區的「非法牧師」中，已有270個被押到前線去。然而，也有好些牧師及信徒，是自願入伍的。他們一方面本著愛國情懷，盡上國家義務；同時亦希望藉著參軍，能重建自己在社會上的身份和地位。

直至二次大戰後期，希特拉的侵略野心已原形畢露，加上德軍的敗勢漸現；認信教會內的反戰聲音相繼增加。但與此同時，仍有一些「愛國」的教會領袖，繼續支持德國開戰。例如1944年，以 Hannover 主教 Marahrens 為首的教會領袖們，竟發電報給希特拉，表示支持德國侵略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