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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過渡期三化問題,即法 律本地化、中文官語化和公務員本地化。
在法律本地化方面,葡方為了讓原有法律和有葡國特色的司法能夠在九九年後盡 可能延續下去,在合作上較為積極。八七年以後的法律中譯顯著加強了。澳門本地「 民法典」、「刑法典」、「民訴典」、「刑訴典」的草擬工作也迅即展開。在澳門基 本法制訂之前,已搶先作出一定程度的司法制度改革,設立高等法院、司法高等委員 會、司法委員會、律師業高等委員會、律師公會等。雖然如此,九九年後澳門司法界 基本上仍由葡裔人士壟斷的局面,將會持續好一段日子。
對於中文官語化,澳葡政府直到九十年代才正式在表面宣佈認可。中文官語化在 官民接觸的領域,澳門政府等到九十年才因民間和中方的壓力而推行中葡雙語化。可 是,澳門政府由於高層政務官員全是葡人,連公務員系統的上層領導者也絕大部份是 葡人,連挑選培訓作準領導人員的華人,也須是葡語能力好的,故政府內部的批示和 報告繼續只用葡文。
中葡雙方對澳門公務員本地化有嚴重分歧。中方的根本要求是讓澳門的華人接掌 公務員中上領導職位。葡方認為本地葡裔人士,甚至由葡國來澳預計到九九年便滿七 年的人士,都是本地化的對象。在培養華人方面,澳門政府首先是推行「赴葡學習計 劃」,後來一度在澳門大學開辦過幾班政治及公共行政課程,而直到九五年才正式推 行挑選華人公務員培訓作準領導人員的「助理」制度。
公務員本地化問題的實質矛盾是九九年澳門中國人領導政府的需要與澳門本地葡 裔社群經濟命脈之間的矛盾。除了少數能進入法律界外,薪酬待遇比一般民間機構優 厚的公務員,向來是澳門葡裔人士的主要謀生道路。
八九回應北京民運達到社會行動高潮── 傳統左派成功回應活力挑戰
本來,在二十世紀後期,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和城市的政府,在多方面直接界入社 會民生事務。市民生活的處境,變得經常需要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配合,同時生活 的質素亦經常受法律、公共政策和措施的影響。國民和市民透過集合群體參與,公開 表達,向政治制度提出關乎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以及法律、公共政策和措施的「社會 行動」愈來愈頻密。
澳門七十年代,政府介入社會民生事務甚少,華人新一代成長也未足,社會行動 甚為罕見。八十年代的後期,澳門公眾的社會行動頻率開始上升。造成這種現象,是 因為八十年代澳門城市經濟急速發展,導致澳門政府在八十年代廣泛介入社會民生事 務,但因施政能力和經驗不足,對華人的申訴渠道又閉塞,以致市民愈來愈多需要公 開申訴或抗議。澳門華人土生土長的新一代日漸成長,採取社會行動的動力就更強。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澳門的社會行動頻率開始顯著提高,而主要都是關乎民生事務。
一九八九年澳門華人社會,起初是大學生和知識階層,接著是新興社團、傳統左 派陣營和教會組織,都參與公開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由回應北京學生運動引發非針對 本地政府的政治性社會行動大量湧現。
八九年北京學生運動以遭六月四日血腥鎮壓告終。八九年後北京政治上的收緊, 對草擬澳門基本法的人權和政制部份構成一定影響,而在處理澳門過渡期事務上,中 方就只強調中文官語化、司法本地化和公務員本地化而不及其它。
當北京局勢穩定後,澳門傳統左派陣營立即回到北京當權派那邊。傳統社團和中 資機構逐漸處理和清除社團和機構內極少數當局勢穩定後仍聲稱「反對六四屠殺」的 份子。另一方面,澳門新興社團網絡內醞釀出政治路線鮮明的「民主派」參政力量。
一九九零年,趁著籌備修改「澳門組織章程」,澳門民主派發動了二萬人簽名運 動,要求增加立法會直接選舉議席的比重。不過,澳門立法會最後仍然通過了一個保 守方案(把官委、間選、直選各增兩席,即改為官委七席、間選八席和直選八席), 交給葡國國會和總統通過。
由於香港民主派聲勢浩大(儘管澳門的民主派沒有香港民主派七、八十年代社區 發展與壓力團體運動的根基,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為防新興社團參政力量的坐大, 傳統左派陣營加緊經營群眾組織和動員的工作,在所控制的主要社會傳媒封煞民主派 的消息。澳門華人社會內呈現了政治緊張的氣氛。
除了「六四」陰影和民主派的威脅外,對於以五十年代以來的華人原居民為根基 的傳統社團來說,七九年以後的新移民也是一個具威脅性的群眾基礎。
由七九至八九年的合法新移民人口約有七萬五千。他們大都繼續尋求使家人來澳 門團聚和在澳門生兒育女。九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澳門政府在混亂中辦了一次無證人士 登記,結果又為四萬多個無證人士發出逗留證。新移民數量龐大,佔澳門人口比重超 過三成,而新興社團參政力量中亦有嘗試向新移民建立群眾基礎的。
在杯弓蛇影之下,由傳統左派陣營與葡裔議員合謀主導著的澳門立法會修改選舉 法,在直接選舉的計分方式中,竟然決定採用了防止大團體壟斷的方案。
一九九一年,由於增加兩個直選議席,要進行補選。傳統左派此時才發覺早已充 份回應了活動能力的挑戰,把群眾動員的優勢完全搶回來了。這次補選共有五個組別 角逐,其中一個屬傳統左派陣營,三個屬新興社團網絡。結果,傳統左派陣營得票率 急升回50%,全獲兩個議席;新興社團得票率回降至39%,沒有獲得議席;其它 組別得票率11%,沒有獲得議席。
事實證明,傳統左派陣營透過基層組織加強聯繫群眾的努力,成功回應了活動能 力的挑戰,而這種加強了的動員力,並沒有因「六四」事件衝擊而受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