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建築保護政策

文物建築保護政策
文化認同與可持續發展

　　回應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民政事務局在《施政綱領》裏面，提到要「用全盤考慮的方式，評定建築物或建築群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文化意義，以便制訂日後的文物保護政策。」除了自然環境需要保護之外，文化環境的保護亦同等重要。我們需要保護瀕臨絕種的生物，我們的城市要有郊野公園和都市綠地；同樣的理由，我們亦需要保護一些有價值的歷史建築和文化傳統，城市要有多元化的、低密度的視覺空間和活動空間，這樣我們的居住環境才有豐富的層次和內涵，令香港更有文化活力，更適宜於居住。藉著社會的參與、關懷和承擔，我們希望新的文物保護政策，可以一點一滴地建立香港市民的文化認同和文化榮譽感，並且可以配合城市規劃和文化旅遊等其他範疇，帶來一些新的發展機會和經濟效益，讓我們可以用文化的角度，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新的文物保護政策，在集思廣益之下，期望能夠結合「發揚開明豐盛文化」以及「有利環保的發展」兩大目標，而這兩大目標，也正是行政長官施政綱領五大範疇裏的其中兩項。

　　為了全面考慮劉炳章議員的動議，民政事務局進行了深入研究，並且邀請了學者專家和社會人士（其中包括古物諮詢委員會的資深成員），出席討論會，收集各方面的意見，其中包括過往的經驗和教訓。這次借助劉議員的動議所引起的廣泛關注，我希望可以借議會一些時間，讓我扼要將文化資產保存的問題，嘗試做一個基礎分析，藉此引起各位議員的關注和討論。雖然文物保護涉及不少專業判斷，但是社會的參與和支持更加重要。你們的意見，我們非常珍惜，一定會慎重處理。

保存文化資產的困惑

　　的而且確，香港現在的文物保護工作是未如理想的。馬逢國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鄧兆棠議員、楊孝華議員等，剛才亦是指出這一點。社會對文物保護的認識和支持不足夠，難以分擔資源和責任，政府不輕易動用《古物及古蹟條例》（香港法例第５３章）賦予的全部權力，去保護本地的歷史建築物。往往只是等待歷史建築物瀕臨清拆的時候，才出手補救，期間牽涉複雜的業權補償、地區規劃和社區爭議等問題，而當政府以公帑「贖回」、或者付出公共資源（如換地安排），代全民付出代價，將建築物保存下來的時候，又要要求團體來承包使用，而承包使用的意願，往往也不積極。由於欠缺社會共識和支持，沒有將文物視為一項有價值的社會資產、一項令市民產生榮譽感和認同感的共同文化財富，往往令原本有整體利益和文化意義的建築物保存工作，淪為一項繁瑣而勢利的經濟交易行為，社會和業權持有人之間，難以做到雙贏局面。

　　面對這些問題和困惑，我們需要反省一下：我們何苦要保護文物？政府立法去保護文化遺產，究竟理據何在？為何工業革命和現代化來臨之前，不論中外政府，都不會有什麼文物保護政策的呢？以前中國的帝王，重視的文化傳統，是人才、世家、典籍和祭禮，而不大注重建築物，往往會將舊朝廷的皇宮拆除，重新建造新的皇宮，而現在於西安、開封、南京和杭州的古城，只是國都遷移之後，意外地保存下來。在外國，拆除大量古舊建築，建立現代化城市之後，後來的政府為什麼又紛紛注重文物保護，將剩下來的古舊歷史建築物珍而寶之呢？舊的文化建築物，如宮殿、教堂、紀念碑等，固然值得保存，但是近來很多外國政府連舊工廠、舊倉庫、舊民居都興起保存之念，這又是什麼道理？帝王之鄉的北京故宮、萬里長城固然壯麗，值得遊覽，但是尋常百姓家的周莊、麗江古鎮，以至上海石庫門（原為舊民居），現在又成為新的旅遊熱點，這是什麼原因？

　　容許我問大家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九龍城寨拆除之後，外部恢復古代的城牆舊貌，內部建造為一個優雅的江南庭園，這個保存方案，比較起保留當年未清拆之前的九龍城寨建築和社區文化，哪一個的歷史價值高一些、哪一個有旅遊吸引力呢？當很多城寨的居民當時都討厭城寨的居住環境，卻又期望得到賠償、遷往新區的時候，原有的社區文化如何維繫呢？而如果文化品味和社會意願隨著年代而變遷，文物保護又應該採取什麼策略呢？這些問題，都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但只要問對了問題，就可以嘗試尋找答案。

文物保護的核心價值

　　剛才石禮謙議員講及為甚麼要保護文物。概括地說，文物保護政策，是將原本屬於國家或者私人的歷史建築物，變為共用財產。保存下來的建築物，可以由政府擁有或管理，也可以由私人擁有或管理，建築物可以保留原有用途（如廟宇繼續為宗教集會之用），也可容許一定程度的活化再利用（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ｕｓｅ），但政府必須用法律形式，規定建築物要保存一定的物料結構和建築風格，而且容許相當程度的公共進入權（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ｓｓ）。換句話說，原本屬於國家或者私人的建築物，現在成為「公共空間」（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的一部分，公民有權進入和使用，而且該建築物成為公共文化的象徵，市民認識它的歷史，津津樂道。例如舊教堂列為法定古跡之後，除了教徒引以為榮之外，整體市民都可以引以為榮，視之為香港歷史和共同文化記憶的一部分。

　　文物保護是現代社會的現象。在王權時代，君王就是國家的象徵，他們的居住地就自然是國都，他們的宗教是國教，他們的子民無須刻意尋找象徵民族文化或者國家認同的事物。經過君主立憲或共和憲政，進入現代的公民社會之後，統治者不再是君王，國家需要有象徵民族文化認同的事物，增進凝聚力，這樣便需要保存各式各樣的歷史建築。原本屬於君王私有的國寶，也會公開展覽和論述；君王居住的皇宮和堡壘，也須由國會批款維修和容許公民進入參觀，成為公共空間的一部分。換句話說，近代的文物保護政策，就是在公民社會的共識之下，授權政府動用公帑和公權力，建立市民共同擁有的公共空間，營造文化認同和文化榮譽。這是文物保護政策的第一層意義，也是核心價值所在。

　　循著這個核心價值，香港回歸祖國，為文物保護政策，提供了一個有利條件。主權回歸之後，香港市民開始討論，如何增強共同的文化認同，建造我們的文化公共空間，社會人士自自然然開始珍惜舊事物，開始懷舊，也同時提高對文物保護的興趣，公開討論。也正因為有這個珍貴的時機，我們才可以全盤檢視我們的文物保護政策。

文物保護的周邊利益

　　在最近的幾十年，隨著戰後的產業轉型和社會富裕，大城市成為商業往還和觀光消費的地方，原有的舊式民居大宅，或者廠房、倉庫、貨運車站等生產設施，由於擁有特殊的建築工藝和歷史價值，繼教堂廟宇等輝煌建築之後，成為新的文物保護對象，並且更新用途，成為藝術館、主題餐廳、酒店等文化或消費場所，增加城市的休閑空間，令城市更有歷史深度和文化氣魄，增加大都會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並且促進文化旅遊，締造經濟收益。增進文物的周邊利益，這是文物保護的第二層意義，就是促進城市文化的可持續發展。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楊孝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在這方面都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

　　目前香港市民對土地和物業的觀念回復平衡，物業除了是投資工具之外，更加注重居住環境，市民和發展商都重新關注物業所在區域的文化質素，這是香港文物保護政策檢討的第二個有利條件，我們要好好珍惜，把事情做好。

　　環顧世界的趨勢，吸收本地的經驗教訓，總體而言，要成功推行文物保護，要滿足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社會認同歷史文物是共有的文化資產，藉運用公共資源和社會資源去保存，而業權的持有人亦認同其產業具有文化價值，透過一定的條件交換而樂意與政府合作；第二，是保存之後的歷史建築物，要與現代生活融合，發揮社會效益和一定程度的經濟效益，達致可持續發展。如果欠缺這兩方面的先決條件，而只是由政府以公帑或者公共資源來支付代價，是非常吃力的，而且也失去文物保護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