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冇對王安石生平既感想ar...........急．．．．．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封荊國公。中國江西臨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生於撫州 (今屬江西)，出身官宦之家，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嘉佑三年（1058年），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1069年宋神宗時任參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由於新法中關於土地改革影響到地主與相關的官僚，變法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在民間由於改革推行難度大，反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又遭到知識分子的敵視。使得他在民間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

20世紀俄國共產黨領導人列寧稱讚他為「11世紀的改革家」。

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署名蘇洵但普遍認為是偽作的《辨姦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蘇軾和王安石也歷來不睦，王安石喜好驚人之言，蘇軾曾作文譏諷。民間也有不少兩人鬥智的故事。

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後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於在宋元話本裡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於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王安石變法

北宋時，王安石主持了一次改革。北宋中葉，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社會出現衰敗的危險局勢。嘉祐三年(1058年)，時任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的王安石上萬言書，提出對宋朝法度進行全面改革，以扭轉危局。但宋仁宗未予採納。宋神宗趙頊即位後，決意支持王安石進行改革。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翌年又被授以宰相之職，開始制定和推行新法。其新法實施的重點是經濟和軍事，目的是富國強兵。當時，制定的經濟新法有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方田等法。有關軍事的有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等。與此同時，對科舉和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改革，設立三舍法，頒行《三經新義》為教材。新法推行之初頗見成效，但由於反對變法的守舊派，在兩宮太后等皇親國戚的支持下，極力阻撓和破壞，使王安石罷相，變法難以繼續下去。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死，守舊派執政，新法被完全廢止。

歷代評價
明代楊慎的《鉛丹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梁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後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於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雲。」，「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茲就四方面論之：

(一) 政策未能對症下藥──王安石的變法所針對的只是皮毛，遠未到核心問題──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則是因為冗官冗兵。不針對到冗官冗兵，財政問題解決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針對支出太多問題，反而是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如此則不能解決財困。又如軍事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非針對到宋朝的軍事死穴──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

(二) 政策本身之缺點─—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

(三) 拘泥古制─—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於先王及孔子遺訓，以塞反對新法之人的口，如將青苗法比之「周禮」之泉府；免役法本之於「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於先王之農為兵，市易法比於漢之平準。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

(四)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

(五) 任用非人——安石不樂聞逆耳之言，但喜歡聽人恭維和奉承話，於是投機份子章惇、呂惠卿之流，曲意迎合，因緣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變了質。

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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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北宋時期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學家，在歷史上，他在宋神宗時期所推行的「熙寧變法」是大家眾所皆知的，他那一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名言，是人們對他的立異高鳴，果敢自信的鮮明個性，給予最深刻的寫照。但同時也被列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中的王安石，一般人較清楚的是他的政治上的表現，相對的對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就較少人明瞭了！因此我利用歷代文選課報告的機會，嘗試著來介紹王安石在諸多文學成就中，選擇了＜從＜上人書＞來看王安石的文學觀＞的主題，來作為報告的主題。
其內容分為 1. 略介王安石之生平
2. 分析（上人書）的內容，可歸納為：
（1） 文以禮教治政為主
（2） 文以實用為目的
3. 王安石的文學主張

二、略介王安石之生平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原籍江西臨川，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生於臨江軍（今江西清江縣），這時候其父親王益（字損之）正為該地的判官，母親吳氏，仁壽縣人。《宋史．王安石列傳》說到王安石自幼
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王安石的朋友曾鞏將其文章請歐陽修評定鑑賞，歐陽修甚為稱譽其才華。
仁宗歷慶三年（1042），以二十二歲之齡，考中進士第四名，派任淮南（江蘇江都）判官，在當時按舊有官制，職官任期滿後，是可以獻文於朝廷的方式來求試館閣之職，一般官員皆會如此請求，但王安石卻未求試，因此於慶歷七年（1047）再調任鄞縣縣令，其四年任內，興辦農田水利，用貸榖青苗等辦法來就濟貧農，為地方人所稱頌。皇佑三年（1051）奉命到舒州做通判，再文彥柏為宰相時，以王安石恬淡，請朝廷越任用，後來朝廷召試館閣職，王安石再次未赴試，歐陽修薦舉為諫官時，又以祖母年高推辭，然而歐陽修向朝廷陳言，言王安石需俸祿養親，在嘉佑元年（1056）於是起用為群牧判官，次年知常州，嘉佑三年（1058）初，調任提點江東刑獄，不久，王安石招入中央為三司度支判官，他看到國家財政的困難、國防虛空、政治因循、人才缺乏，向當時的仁宗皇帝上了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專對時弊提出諫言，雖不被採用但其才名卻已見重於朝野，之後在歷任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嘉佑八年（1063）仁宗崩，母親吳氏亦卒，因而辭官，往回江寧守喪。
英宗治平四年（1067）神宗嗣位，銳意刷新政治，登用賢才，以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數日後升翰林學士，次年熙寧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對談政事，主張「變風俗立法度」，為神宗所激賞，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委以國政，熙寧四年（1071）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為名實一至的宰相，開始推行「熙寧變法」勵行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改革，但因觸犯當時的的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遭到了保守派的竭力反對，又因用人不盡得當，使得新法實為毀譽參半。熙寧九年（1076）以體力就衰加上讒訪交攻。因而罷辭宰相之位出判江寧府，次年辭判府事，封荊國公，故世稱「王荊公」，歸還於江寧，居於鍾山，晚年好佛理，以詩文著述自遺。元豐八年（1085）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起用司馬光，不久後盡廢新法，次年哲宗元年（1086）逝世於鐘山居所，享年六十六歲，詔贈太傅，紹聖中謚法「文」。


三、分析＜上人書＞的內容


王安石所著＜上人書＞，整篇內容皆是他對寫作文章上的問題，說出他的主張及見解。注重文章反映社會的功能價值，對文章的內容及外在修辭形式的安排，提出了兼容並蓄的方法。


1、文以禮教治政為主


＜上人書＞首段即開宗明義的說到：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
即清楚明白地表達出王安石的文學主張，所謂文章的實質，他認為是用來反映禮教治政的，而書寫的目的，不外乎是一種傳達及闡揚的用途，在他的＜與祖擇之書＞中也說到：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
由此可知道在王安石的文學觀念當中，是一種文學和禮教治政結合的政教論：「文章乃是用來服務政治的」這樣的理論主張，可追溯於先秦兩漢諸子散文的精神，此精神乃是在文章表達內容之中，能用來反映社會情況，給予社會一種實用的表現功能。尤其王安石非常推崇孟子那氣勢雄健以辭闢楊墨之說的文章精神，故此在＜上人書＞中他引孟子的話作為依據，強調他所主張的文章精神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拖以為作文之本意。
在＜與祖擇之書＞亦有此強調文章的最終用途：
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政令也。
除此之外，王安石更是承接了自唐宋以來韓愈所提倡的「文以載道」以及柳宗元主張的「明道」以致歐陽修所高舉「明道致用」的古文運動精神，一脈相傳的儒家道統，對於修養其身、關懷社會現象、反映政治弊端，王安石在其中是有積極及具體實踐的佼佼者，更是把其主張推向極致，把文學緊緊和現實生活結合在一起。


2、文以實用為目的


上一段介紹了王安石對於文學的基本態度是「文學與政治合一」的經世致用之論，為一前提。接下來，將在＜上人書＞中針對文章於經世致用的具體主張作說明：
＜上人書＞說到：
且自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尤器之刻鏤繪畫也。
以器物來比喻文章「實用」和「裝飾」兩者之間的關係，王安石說出他的看法：「有補於世」即是作文的本意，從此觀點發軔，提出了「文」與「辭」的關係，即是「思想」和「形式」在文章上運作的問題。此問題在北宋當時已有了道學家
和文學家在「道」與「文」上的激烈爭辯，其各別主張「重道輕文」抑或「重文輕道」，這樣的執論實在過於偏頗，王安石在＜與祖擇之書＞曾對此爭論說到：
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不悖於極。
批評到有些人雖然誇談文以戴道，但其真心卻仍只重文不重道，如＜上人書＞中所說的：
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并，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韓子嘗語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王安石就直接的指出了韓愈，柳宗元在為文方面仍做得不夠，只是「徒語人以其辭耳」，未能真正闡明及落實文與道的相互關係。同時，他也看到了道學家對於「道」的矯枉過正，推崇「道」卻輕視「為文」的弊病。因此在整個文章的內容與形式上的運作應是統一及和諧的，他認為在思想內容上「有補於世」的精神，是放在首位的，但卻不完全否定文章的修飾作用，只是把這樣的「雕琢辭章」放在其次。故＜上人書＞說到：
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書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次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