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盧溝橋到珍珠港﹕誰該負責任 ??

我認為不是一個人的責任，而是集體責任。我想借此機會提出一個觀點去解釋什麼是集體責任。

首先有兩點不要誤會，第一，我不主張集體懲罰日本人，但既然說責任，那麼集體責任就是史實，我只想有話直說。第二，集體責任並不等於每個人的責任相等。我 必須肯定有些人的責任是較大的，例如你說的東條英機或日皇裕仁，但我想說的是不要嘗試把責任全部推給某一個人或一小群人。

平凡之惡（evil of banality），此概念香港比較少人明白，近年係由梁文道輸入 香港。但是，我不想說梁文道的一套，而是說「原裝入口」，Hannah Arendt 的一套，因為他才是此觀念的原作者。要真正原裝入口，那就必須看原典 ，可惜的係我沒有看過原典，但怎麼都希望你看看這個超結連。

我們一般認為殺人的人係大奸大惡，兇相有樣睇，但當一位戰犯 被審訊的時候，我們覺現這個戰犯竟是大好人，凡事都全力跟隨康德公義原則，在現世心中有公義的而是對公義有所理解的，還有幾多個？

他與國家的關係有幾項特性，第一，國家法律係他的「道德自我」，他不是為了個人慾望而成為戰犯，只不過是為了遵守道德，成為道德人，第二，他只是國家的小縲絲，深信縲絲釘精神。第三，解使係屠殺猶太人事件上，在他良心上，支持社會主流意見及國家指令才是合乎良心。第四，他被多位心理學家與醫生觀察，證明他並無精神病，而且他個人特徵比一般人更為有善，絕並窮兇極惡之人。

日本的服部彌一也有此證言：「到戰場之前連一隻小蟲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獸性的內部潛伏著殺人遊戲為樂的不知深淵的魔鬼生命。」

我們千萬不要把他們的責任推給他們的上司或統治者！沒有他們，戰爭中的平民死傷人數可以被大大減少。他們的罪，罪在平凡，罪在不挑戰國家之惡，罪在甘願為國家做縲絲釘，而不問國家之惡。

東條英機 and 日皇裕仁兩個都該負責任.
盧溝橋事變，是1937年7月7日發生在中國北平盧溝橋的中日軍事衝突。七七事變是中國展開全國對日八年抗戰的起點。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華北駐屯軍藉口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了這要求。日軍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向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奮起還擊。
日本侵略者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侵吞中國東北後，又陸續運兵入山海關，向華北地區滲透，不斷蠶食我領土、侵蝕我主權。到１９３６年，日軍已從東、西、北包圍了北平（今北京）。

從１９３７年６月起，駐豐台的日軍連續舉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７月７日夜，日軍以其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之一部回防時突遭駐該地的中國２９軍部隊射擊，因而走失士兵一名為藉口，堅稱要進入盧溝橋城檢查，此無理要求被中方峻拒。翌日拂曉前，日方調集其豐台駐軍，向盧溝橋城進犯。中國２９軍３７師２１９團頑強抵抗，揭開了全面抗戰戰爭的序幕。

７月９日，中日雙方交戰部隊曾達成口頭停火協議。但同時，日本卻從抽調２萬多軍隊和百余架飛機投入華北地區，戰爭規模因而進一步擴大。７月１７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制定了《在華北行使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日本政府決定動員４０萬兵力，用武力滅亡中國。
由「七‧七事變」揭幕的中日八年之戰，表面上導源於偶發事件，實質上，日軍早已處心積慮地尋機實施其擴大侵略的陰謀。事變本身只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一個契機。
1937年7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由於未能夠達到「三月亡華」，在中國戰區越陷越深，致其國家資源嚴重缺乏，為彌補此一戰略弱點，日軍擬定南進政策，以掠奪南洋戰略資源區，並突破同盟國海上禁運。
1939年9月歐戰爆發，盟軍窮於應付德、義兩國之侵略，無暇顧及太平洋戰事之際，益增強其南進決心。
1940年4月，美國鑒於日本勢力迅速擴張，遂派遣太平洋艦隊進駐珍珠港，日本為解除南進障礙，決心除去此一翼側威脅。
美軍於珍珠港遭襲慘敗後，激發美國朝野同仇敵愾心理，進而對日宣戰，
雖摧毀美大平洋艦隊的大部分兵力，解除南進之翼側威脅，惟激發美國朝野一致堅決對日實施反攻，在戰略上日本犯了嚴重錯誤。

最後結局，失敗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