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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余光中（1928年9月9日—），中國當代作家、詩人。生於中國江蘇南京，父親余超英，母親孫秀君。祖籍福建永春。國立中山大學光華講座教授，擅新詩、散文，出版著譯凡50種，其中散文有10種，作品列入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設有華文課程的大學、中學教科書。坊間也有不少余光中作品評析。
母親為江蘇武進人，妻子為常州人，故又以江南人自命。抗日戰爭時在四川讀中學，感情上亦自覺為蜀人。曾自言：「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
爭議
余光中曾經於1977年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發表了有「血滴子」之稱的〈狼來了〉一文，將台灣當時興起的鄉土文學視同中國的工農兵文學而加以批判，附和國民黨文藝政策，表示：「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點名批判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人，並主張：「不是戴帽子，是抓頭！」「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說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而引發之後的鄉土文學論戰。學者趙稀方《揭開余光中的另一面》與《是誰將「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等文中，指余曾攻擊台灣左翼作家，甚至還私下告密，企圖置陳映真於死地。文章說，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台灣鄉土文學受到的最大攻擊來自兩個人：一個是代表官方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另一個就是余光中。在鄉土作家看來，最為可怕的，並不是彭歌強調『反共』的官方言論，而是余光中關於台灣鄉土文學『聯共』的誣告。」


獲獎紀錄

1962年 台灣，獲中國文藝協會新詩獎
1966年 台灣，十大傑出青年
1982年 台灣，〈傳說〉獲台北市新聞局金鼎獎歌詞獎
1984年 台灣，第七屆吳三連文學獎散文獎，〈小木屐〉獲台北市新聞局金鼎獎之歌詞獎
1989年 台灣，國家文藝獎新詩獎、主編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獲得金鼎獎
1994年 台灣，《從徐霞客到梵谷》獲得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1997年 中國，中國詩歌藝術學會致贈詩歌藝術貢獻獎
1998年 台灣，文工會第一屆五四獎的文學交流獎，並以散文集《日不落家》獲得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中山大學傑出教學獎，斐陶斐傑出成就獎，行政院國際傳播獎章
1999年 台灣，以《日不落家》獲得吳魯芹散文獎
2000年 台灣，高雄市文藝獎；以詩集《高樓對海》獲得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2001年 中國，深圳版散文選《大美為美》列入《當代中國散文八大家》叢書；第二屆霍英東成就獎


生平年表

1928年 出生於中國,江蘇,南京。小時居住南京，亦隨父母返回永春、武進，並經常來往於杭州。
1937年 對日抗戰開始，流亡江蘇、安徽淪陷區。
1938年 隨母親逃往上海，居住半年，後經由船隻經過香港抵達安南，又經過昆明、貴陽，抵達重慶與父親相聚。
1940年 進入南京青年會中學，當時校址在四川
1947年 畢業於南京青年會中學（已遷回南京），考取北京大學和金陵大學，因北方動盪，選擇金陵大學外文系
1949年 轉入廈門大學外文系，七月隨父母遷居香港
1950年 移居台灣，考取台灣大學外文系三年級
1952年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以榜首考進聯勤陸海空軍編譯人員訓練班，詩集《舟子的悲歌》出版
1953年 入國防部（台灣，中華民國）總連絡官室服役，任少尉編譯官
1954年 詩集《藍色的羽毛》出版，與覃子豪、鐘鼎文、夏菁、鄧禹平共同創立藍星詩社
1956年 與范我存結婚
1957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兼課，授英文，《梵谷傳》《老人和大海》中文翻譯本出版，主編《藍星週刊》
1958年 六月長女珊珊出生，母親亡，十月赴美國進修，作品受到現代藝術影響
1959年 取得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回國任教師範大學英語系講師，次女幼珊生，參加現代詩論戰


1960年代
1960年 詩集《萬聖節》翻譯詩集《英詩譯註》在台灣出版，詩集《鐘乳石》在香港出版，主編《中外》畫刊之文藝版
1961年 英譯《New Chinese Poetry》出版，美國駐華大使館酒會慶祝，胡適致詞，羅家倫亦出席。長詩〈天狼星〉刊於《現代文學》引發洛夫的論戰，發表〈再見，虛無！〉作品風格漸漸回歸中國古典之傳統。與林以亮等人合譯《美國詩選》在香港出版，與國語派作家展開文白之爭（文言文、白話文），同年去菲律賓講學，並在東海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兼職，三女佩珊出生
1962年 參加菲律賓亞洲作家會議，〈書袋〉中譯本連載於《聯合報》副刊
1963年 散文集《左手的繆思》、評論集《掌上雨》出版，〈繆思在地中海〉中文翻譯連載《聯合報》副刊
1964年 詩集《蓮的聯想》出版，舉辦紀念莎士比亞誕生四百週年現代詩朗誦會於耕莘文教院，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至美國講學一年
1965年 散文集《消遙遊》出版，西密西根州立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四女兒季珊出生
1966年 回台灣任師大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淡江大學兼課，當選當年十大傑出青年
1967年 詩集《五陵少年》出版
1968年 散文集《望鄉的牧神》在台灣、香港出版，《英美現代詩選》中文翻譯本兩冊出版，主編「藍星叢書」五種，「近代文學譯叢」十種
1969年 《敲打樂》《在冷戰的年代》《天國的夜市》出版，主編《現代文學》月刊，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討會宣讀論文，並且在崇基學院和浸信會書院演說，應美國教育部之聘，第三次赴美國，去科羅拉多州，任州教育廳外國課程顧問和寺鐘學院客座教授


1970年代
1970年 中文翻譯《巴托比》英文翻譯《滿田的鐵絲網》
1971年 英譯《滿田的鐵絲網》和德譯《蓮的聯想》分別在台灣和西德出版，回國主持寺鐘學院留華中心以及台灣的中國電視公司「世界之窗」，任師範大學教授介紹搖滾樂，並且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兼課
1972年 散文集《焚鶴人》和中譯本《錄事巴托比》出版，獲得澳洲政府文化獎金，夏天訪問澳洲兩個月，十一月應世界中文報業協會邀請，至香港演說，任政治大學西語系系主任
1974年 詩集《白玉苦瓜》散文集《聽聽那冷雨》出版，主編《中外文學》詩專號，主持復興文藝營，任教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
1975年 《余光中散文選》在香港出版，任「青年文學獎」評判，開始在《今日世界》寫每月專欄，六月回國參加「民謠演唱會」，楊弦譜曲的《中國現代民歌集》唱片出版，七月出席第二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八月出席香港中英翻譯會議，兼任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系主任，任香港學校朗誦節評判
1976年 出席倫敦國際筆會第41屆大會，並宣讀〈想像之真〉，任香港學校朗誦節評判，出版《天狼星》
1977年 出版《青青邊愁》，並且於聯合報副刊提出<狼來了>一文，指控台灣鄉土文學為工農兵文學
1978年 《梵谷傳》新譯本出版，五月出席瑞典國際筆會第43屆大會，並遊歷丹麥和西德
1979年《與永恆拔河》出版，任香港市政局主辦「中文文學獎」評判


1980年代
1980年，擔任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系主任，兼任英語研究所所長。
1981年 出席法國里昂的國際筆會，發表〈試為辛笛看手相〉。出版《余光中詩選》、評論集《分水嶺上》、以及主編的《文學的沙田》
1982年 發表〈巴黎看畫記〉和一系列山水遊記的論文
1983年 參加委內瑞拉國際筆會，翻譯王爾德喜劇《不可兒戲》出版，出版詩集《隔水觀音》
1984年 參加東京國際筆會，《不可兒戲》由香港話劇團演出，中譯本《土耳其現代詩選》出版
1985年 移居台灣高雄西子灣，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1986年 發表新詩〈控訴一支煙囪〉並且為高雄市木棉花文藝季寫詩〈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出版詩集《紫荊賦》
1987年 出版散文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1988年 出版散文集《憑一張地圖》
1989年 出版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


1990年代

1990年 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
1994年 出版評論集《從徐霞客到梵谷》，黃維樑編撰出版各家對余光中作品論述之選集《璀璨的五彩筆》
1995年 出版《井然有序》


2000年至今

2006年，余光中公開批評教育部長杜正勝的「刪減文言文」政策：
「杜正勝如果讀好文言文，就不會把輓聯『音容宛在』寫成『音容苑在』。」
「我能當千年的作家，後人會繼續讀他的文章，但部長可以當多久呢？」
「我就是創造台灣文學，我自己就是台灣的文學家。我想，他（杜正勝）對這件事情所知太少；希望他好好讀台灣文學以後，再來跟我們的所長請教。」

　　余光中（1928年9月9日—）為作家，詩人。生於中國江蘇南京，父親余超英，母親孫秀君。祖籍福建永春。但是母親為江蘇武進人，妻子為常州人，故又以江南人自命。國立中山大學光華講座教授，出版著譯已50種，其中散文有10種。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對於新詩和散文都有專精，抗日戰爭時在四川讀中學，感情上亦自覺為蜀人。曾自言：「大陸（中國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新詩與散文皆擅長，多篇列入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國際許多設有華文課程地區的大學、中學教科書。坊間也有不少對於余光中作品之評析。

余光中曾經於1977年於《聯合報》〈聯合副刊〉發表了有「血滴子」之稱的〈狼來了〉一文，將台灣當時興起的鄉土文學視同中國的工農兵文學而加以批判，附和國民黨文藝政策，表示：「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文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點名批判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人，並主張：「不是戴帽子，是抓頭！」「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說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而引發之後的鄉土文學論戰。學者趙稀方《揭開余光中的另一面》與《是誰將「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等文中，余光中被指曾經攻擊台灣左翼作家，甚至還私下告密，企圖置陳映真於死地。文章說，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臺灣鄉土文學受到的最大攻擊來自兩個人：一個是代表官方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另一個就是余光中。在鄉土作家看來，最為可怕的，並不是彭歌強調『反共』的官方言論，而是余光中關於臺灣鄉土文學『聯共』的誣告。」

余光中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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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理論
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說：「現代散文要講究彈性、密度與質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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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
彈性是對於各種語氣能夠相容並蓄、融合無間的適應能力，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基礎，在情境所需時，也不妨用一些歐化或文言文的句子，以及適時而出的方言或俚語，或是穿插典故。在《我的四個假想敵》「靚仔」和「叻仔」是粵語，這讓讀者更真實的如臨其境，在其他作品之中，更不時會採用年輕人經常在同儕間，談話所用非正式，在語法上可能也不正確的字句，也是同樣的效果。而談到歐化句法，就不得不提及文壇上採用歐語書寫方式，曾經在文壇上掀起一股小小的浪潮，儘管至今許多的學者對這樣對中文來說拗口的造句方式並不鼓勵，許多教師也反對學生以此為學習榜樣，但是運用得宜者，卻不得不承認緊湊的有機組織和伸縮自如的節奏是值得效法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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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與物理上所言之密度，有異曲同工之妙，密度的要求，則是認為在一定的篇幅中，滿足讀者對於美感要求的份量，其中有幾個主要的方式可以達到這個目標。其一是運用文字的稠密，也就是利用一些特別精選的字眼，來達成特別的意境，像是「嚥過多少州多少郡的空寂」；也可以透過時空的壓縮和景象的映襯、重疊、交替，讓意象變得繁複，例如「每次寫到全臺北都睡著，而李賀自唐朝醒來」；或是小孩學習作文經常被強調，結構的首尾呼應，也能因為強化了文字的對讀者的印象，達成密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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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料
至於余光中先生提及的第三個講究點，質料指構成全篇散文的個別的字詞的品質，幾乎在先天上就決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境界高低只是寫作散文的材料，需配合彈性、密度的運用才會顯出光芒，能夠藉由刻意的培養達成進步的，其實還是密度和彈性最可能，質料比較因作者本身生活經歷和思想透露出來，一旦人生經歷有了大的轉變，通常也容易在文字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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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散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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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意識
他從故鄉來，仍帶著故鄉的記憶；他曾涵泳在中國古典文學之中，讀過強調中國美的作品，加深他對故鄉的美感；他從舊大陸漂到台灣，成長，又飄到新大陸的異域去。以至於經常會流露出對中國纏綿的情感，有時是直接的頌揚，有時卻透過對其他文化未必是否定的非正面敘述來烘托出明顯的中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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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性
而散文雖由文字構成，余光中不希望作品僅能夠單純由眼睛看到字，然後在腦海中構出圖像，而希望透過人類本有的感官，具體的隨著文字的描繪感生出似乎是真實在讀者身邊發生的感覺性，以《聽聽那冷雨》為例，各種感官似乎完全的在感受著外在的變化，細心地帶領我們去感覺那微妙又精準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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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感
比喻和比擬在余先生的作品中也透露出不同凡響的新潮，富於變化，節奏感強，富於動態特徵，完全的顛覆傳統靜態比擬，也不滿足於單純的明喻，更欣賞用隱喻，其中我們舉我的四個假想敵中，樹上的果子和路人內神通外鬼來看，顯然一般狀況下對家中的女性跟樹木之間的比喻，就是那莫名背了黑鍋的紅杏，可是先生跳脫出來，用樹上的果子形容「余」家有女初長成已創新意，又擺脫果子的靜態刻板印象，把它們描繪得活蹦亂跳，內神通外鬼，也因此展現余光中作品中另外一個經常出現的特色──幽默感，那是一種讓人慧心一笑的娛弄筆法，而不是像一般默劇滑稽愚蠢荒謬的可笑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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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詩文
另外值得一提是同以「創作」為行文的先決條件的詩文，在散文理論中能夠看到的特色，也能在許多餘光中的新詩作品中窺其一二。余是複雜而多變的詩人，他變化的軌跡基本上可以說是台灣整個詩壇三、四十年來的一個走向，在社會追求進步的西化過程之後，回歸到蘭花的根，一種中國意識的表現。在台灣早期的詩歌論戰和七十年代中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的詩論和作品都相當強烈地顯示了主張，那是很強烈的西化、無視讀者和脫離現實的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時代，筆尖所染，不是希頓克靈的餘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釀無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八十年代後，他開始認識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對創作的重要性，把詩筆「伸回那塊大陸」寫了許多動情的鄉愁詩，對鄉土文學的態度也由反對變為親切，顯示了由西方回歸東方的明顯軌跡，因而也在一段時間經常被稱做台灣詩壇「回頭浪子」。 從詩歌藝術上看，余光中是個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詩人。儘管有的評論者批判他的作品風格極不統一，詩風也是因題材而風向紊亂，事實上極不統一的字面下之意思，也是反映了他真實的給了文字無垠的「彈性」，紊亂也可能是為了批評而批評，忽略了一位作家最難能可貴的特質──風貌的多元性。儘管有著多采多姿的呈現方式，大體上能然可以發現，在眾多的詩篇，表達意志和理想的詩，一般都顯得壯闊鏗鏘，而描寫鄉愁和愛情的作品，一般都顯得細膩而柔綿。多彩的文風，儼然是在文字的風火爐中煉丹，正如同余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中紀錄了自己對文學的價值看法（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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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文學觀（余光中原文摘錄）
在〈逍遙遊〉、〈鬼雨〉一類的作品裡，我倒當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爐中，煉出一顆丹來。在這一類作品裡，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
散文有如地球，詩有如月亮：月球被地球所吸引，繞地球旋轉，成為衛星，但地球也不能把月球吸得更近，力的平衡便長此維持；另一方面，月球對地球的吸引力，也形成了海潮。
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分證。詩，是一切藝術的入場券。
散文可以向詩學一點生動的意象，活潑的節奏，和虛實相濟的藝術，然而散文畢竟非詩。旗可以迎風而舞，卻不可隨風而去，更不能變成風。把散文寫成詩，正如把詩寫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5%85%89%E4%B8%AD

余光中
余光中大學二年級時開始寫詩，他認為自己寫詩的發展很慢，早年的詩多實驗性，是對西化的摸索，到了三十四歲寫《蓮的聯想》才是他的轉變，開始認同中國的古典傳統。到詩集《白玉苦瓜》，初步成熟，找到自己真正的風格和聲音。「苦瓜」象徵現實，是苦的，「白玉」則象徵美。「白玉苦瓜」也象徵詩的創作，創作的題材、感受來自生命、生活的「苦」，詩人的本領是把「苦瓜」變成「白玉」。余光中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十一年。其間他寫了三本詩集，《與永恒拔河》仍是寫一些形而上的題材和感受；《隔水觀音》表現他對香港與大陸、台灣與大陸的心情；《紫荊賦》則主要寫對香港的感情。從這三本詩集也可見余光中的一些轉變。回台後，出版了《夢與地理》，「地理」同樣代表「現實」，表現時空與現實的關係，也寫一些與台灣現實社會有關的詩。余光中雖出版了不少詩集，但他認為還沒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他認為詩的可能性太大，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探索。對詩的體裁、格律，余光中也有看法，他早期的詩比較格律化，後來則受中國古風與西方詩的影響較大。
相對於詩，余光中寫散文較晚，三十多歲開始寫。早期的散文多是文字、風格的實驗，追求雄壯陽剛的風格。後來則放緩節奏、文字密度、句法變化，追求幽默、寫實、雋永，像《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我的四個假想敵》、《牛蛙記》、《催魂鈴》。另外還有小品文《評一張地圖》等，又寫了不少的遊記。余光中出身外文系，他翻譯了十三本書，例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土耳其現代詩選》、王爾德的四部喜劇，並把他自己的詩集《守夜人》翻成英文。余光中認為散文是作家的身份證，「散文是藝術的根，詩則是藝術的花」。在評論研究方面，他與其他學者的不同是，他有創作的經驗，知道創作的甘苦、陷阱，在論詩時有他的體驗和權威。他的評論多是針對詩、散文為主，他又替不少作家作品寫的「序」也有評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