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幾時成為中國傳統思想主流?

一. 前言

儒家傳統在中國的奠立，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一直以來儒家文化在傳統中國社會居於主導的地位 , 其影響既深且遠。總的而言，儒家傳統文化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有三方面：首先 , 是讀書人或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地位受到尊崇。換言之，“士人社會”是儒家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第二，儒家所建立道德體系和倫理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宗族、家庭維繫的紐帶和生活的準則，尤其是家庭倫理更是社會運作及政治秩序的根本基石。第三 , 儒家重視人格尊嚴 , 對生命和氣節同樣重視，而不以權勢利慾為依歸。以上幾點可以說是最能表現儒家精神者 , 至於儒家和中國傳統社會的其他千絲萬縷的關係 , 歷年來有許多學者的論述與剖析，難以勝數 , 在這裏不詳細討論。

上述三點—士人社會、家庭倫理、人格尊嚴—構成了儒家傳統的精粹。 然而，此一傳統在本世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斲傷、破壞，甚至有“儒家已死”的議論和歎息。正如李文孫(Joseph Levenson)所著書《儒教中國的現代命運》所揭示的 , 從本世紀初開始 , 儒家文化已經走向衰落 , 注定其悲劇性的命運。 [2]

基於上面所概括的儒家文化的三項特徵，本文要描述和分析的是儒家文化的“死而復生”的故事—一個從世紀初到世紀末儒學發展的故事。 由於五四時期的批孔斥儒，已是耳熟能詳之事，本文的重點只在於近二十年的儒學發展，並兼論在未來新世紀中儒學重光之可能性。



二. 觀象：死亡與復活

儒家在中國的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末葉，經過太平軍興、西化運動、維新失敗之後，已經是大樹將傾、泰山將頹之時。雖經袁世凱與蔣介石以政治力量推波助瀾，稍延殘喘，但經過五四時代以陳獨秀、胡適之為首的左右夾擊，其文化活力已大受創傷，社會影響也大為減弱。梁(漱溟)、熊(十力)一脈，雖然一息尚存，但無復居社會上正統思想之地位矣。抗日戰爭激發民族氣節，錢(賓四)、唐(君毅)諸子把民族命運與傳統文化緊密扣連，而有《國史大綱》之微言大義及殖民地上“花果飄零”之悲鳴歎息。



甲. 二十多年前目睹的怪現象

1949年後中國大陸上對儒家文化的定位是負面的，視之為地主階級思想之代表，是封建社會的結晶。中共初期對傳統文化猶有一分為二的選擇性對待，但到了反右及文革時期，所有舊傳統都被一網打盡、一棍打垮。家庭倫理及人格尊嚴，皆在此段時期被肆意攻擊、破壞得體無完膚。在一片紅色的淹蓋下，宣告“儒家已死”，並非誇大其辭。

二十多年前，即是本世紀的七十年代，我曾經兩次回到中國大陸。一次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仍在大學期間，思想上帶著左傾色彩，投身於“中文法定運動”及“釣魚臺運動”中，心裏裝載著反殖、愛國的一點浪漫主義情懷。第二次在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美國讀研究院期間，雖然功課忙碌與經濟拮据，還是要多跑一遍祖國，為要看神州的江山多嬌。此行正值“批林批孔運動”風起雲湧之時。

這兩次之行，我當時的想法是：我看到了“新天新地”！舊傳統已經在新社會中消失，甚至死亡，如今的新中國是換了天、換了地、換了主人的“新世界”。

舊時傳統的士人社會，已經被工、農、兵的新社會所替代。在我印象至為深刻的，是看到三個從農村到城市來的小女孩，她們到廣州市人民飯店探望親人，被管理員問到長大後的志願時，不約而同地齊聲說：“我們要在農村裏做個為人民服務的好農民。”這種神采、這種回應，在一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心裏起了極大的震盪和共鳴。

我相信五十年代初不少的海外知識分子回國時，帶著同樣的理想和激情：建設新天新地。沒想到“士人社會”被“工農兵社會”取代之後，兩個社會中成員的身份是被定性和不能轉換的。知識分子與“士人”在五十年代末期開始就成為攻擊的對象、階級的敵人，是“臭老九”，是社會低層的低層人，與傳統社會中“士人”的地位正好相反。毛澤東說過：“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最無知的。”對大陸社會有深刻認識的千家駒認為：毛的思想深處有一種痛恨，至少是厭惡知識分子的情結。入主北京後，這情結反映得尤為突出，而至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把這一情結推到頂峰。名記者陸鏗則認為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遠遠超過焚書坑儒的秦始皇。 [3]

有關知識分子在五、六十年代在中國的悲慘命運遭遇，雖是大眾週知，但每個人被整肅和被侮辱的故事，讀之還是令人髮指的。近兩年來一些年邁的知識分子如季羨林、周一良、何茲全等陸續出版回憶錄，其中對這段時期毛澤東及工農兵社會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都有深刻的描繪。 [4]

至於儒家傳統所重視的家庭倫理，也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新社會中蕩然無存。社會網絡不再是靠著血緣和親愛去建立和推延，而是由政治決定和由黨控制的工具。“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天大、地大，不及共產黨大”。在政治掛帥下而產生的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所在多見。到了文革時期，長幼之序、家庭之情、朋友之義，這些傳統的倫理，都像完全消失了。根據周一良自述，他受到紅衛兵的壓力，要他指控他的二妹和妹夫是美國特務，也要他提供“材料”對付從哈佛大學回國的友人吳于廑。 [5]

這是人性扭曲的年代，社會經歷巨變，人性也經歷巨變。作家張寧說：“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中，不變的人很少。” [6]

七十年代我兩次訪問中國大陸，只看見表面的新社會和新氣象，卻沒有看到那個與傳統社會相逆轉後的扭曲面和黑暗面。



乙. 十多年來追蹤觀察的新現象

“批林批孔”運動之後，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隨著改革開放，大陸上開始了思想解禁，對西方思想及傳統文化的反思、學習和研究， 都陸續興起，蔚成熱潮。 在傳統文化方面，最吸引我興趣的是“儒學熱”—孔子學說的“復活”。進入八十年代，中國以整個東亞的經濟、政治局勢有了很大的變化。儒學的命運也如“浴火鳳凰”，獲得再生。 自八十年代初以來，我多次從新加坡、美國及香港返回大陸去訪問、開會，也到過臺北、日本，大部份為了追蹤和觀察這個儒學復興的現象。東亞對儒家文化的重視，我已有專文論及， 於此不贅。 [7] 以下只述中國大陸上之“儒學熱”。

1978年8月龐樸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孔子思想的再評價〉一文，掀起了大陸上重評儒學的序幕。從1978年到1989年，儒學研究和傳統文化的討論又再在中國蓬勃發展。這種現象剛剛發生在“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過幾年，也可算是一個怪現象。以下從三個方面觀察這個由七十年代末期興起的“儒學熱”。

重要觀點闡釋
戰國時期的顯學，只是儒、墨兩家，不包括道、法兩家。
及至秦朝始皇帝用法家思想治國，焚書坑儒（除農業、占卜）﹔農業和占卜可以理解爲九流十家中的農家和陰陽家。漢朝初年（高祖、呂后、文帝、景帝），用道家思想治國，九流十家的原有學說復辟及新學說興起。漢武帝終用董仲舒爲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爲中國幾千年來的主流﹔但其他學說（尤其是道家、法家）是仍然存在的。

儒家在先秦時期已經是流行的學說,與當時的道,墨,法合稱顯學(最流行的學說),筍子的非十二子篇就說儒分為8,墨離為3. 只是到了漢武帝時, 只有儒生才可做官,於是學子就捨棄了其他學說,只學儒家,慢慢令儒家成為一家獨大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