咩因素或者條件導致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彙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 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 ）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於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 ）為-0.3％，比美國低2.53％。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
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制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一) 經濟學分析

從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人民幣彙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多年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多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第二，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伙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第三，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彙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第四，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彙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且不說90年代人民幣是不是過度貶值或定價過低，單說近年來其他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彙率沒有動，僅此一條，就可以判斷人民幣對美元的價值有可能低估。

(三) 國際政治分析

人民幣彙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背後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於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制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制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彙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彙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彙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並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彙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彙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彙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什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四)人民幣升值的客觀作用

1、 加強經濟自循環的能力

當彙率變化反映了外幣的供求程度之後，企業和家庭就能及時調整其策略，更為有效地利用外幣。而且，如果國內企業長期借助有利彙率帶來的成本優勢，通過出口低端產品賺取利潤越容易，國內企業投資於產品研發的動機就越小。這不利於國家的競爭力的長期發展。

2、 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為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彙率，人民銀行必須從市場中買入美元、投放人民幣。這使央行難以將貨幣供應控制在目標區間之內。為抵消外彙占款的影響，人民銀行必須進行所謂的“本外幣對衝操作”，即在買入美元的同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賣出政府債券或央行票據，從市場中回籠資金。適度擴大人民幣波動範圍能增加貨幣政策的自由度。

3、 與緩解目前“經濟過熱”的顧慮相一致

在固定彙率下，升值壓力會被轉化為通漲壓力——外彙占款導致貨幣供給量上升，帶來通漲壓力。而通過發放央行票據來回籠外彙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並將導致政府財務負擔的上升。擴大人民幣浮動範圍會緩解升值壓力向通漲壓力的轉換——人民幣升值會對國內價格形成向下的壓力，由於：1) 外彙占款減少導致貨幣供應量的減少；2) 貨幣升值將使進口價格降低，因此可能壓低國內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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