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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呂梁山、賀蘭山、秦嶺、祈連山，全都是跟那風沙萬里、莽莽煙塵的黃土高原緊緊相接的山脈。黃土地雖然貧瘠，卻孕育了作家李銳的小說天地。1986 年，他的系列小說《厚土》陸續發表，在地內評論家尚未注視之時，漢學家兼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皇家學院院士)馬悅然，已經對這部作品擊節讚賞，於 88 年把它譯成瑞典文出版。作品中的原鄉呂梁山，連繫起作者和譯者的心。二人本擬於十多年前同訪呂梁山，卻等到去年才夙願得償。
　　近日，因為城大主辦的「文化傳統與華文創作」座談會，二人再次聚首。聽他們對呂梁山的鍾情以及對方言的熱愛，不難明白譯者跟作者為何惺惺相惜。
　　「中國是我第二個祖國，四川是我第二故鄉。」馬悅然慢慢地用帶有外國腔調的普通話說。81 歲的老人家由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出發，因為飛機接連誤點，折騰了兩天才抵達香港。下機不久的他，滿臉疲態，但提起四川和呂梁山，就興致勃勃。
追蹤小說的原鄉
　　年輕時代，他由瑞典來到中國四川做方言調查，並娶了四川姑娘，又於 1956 至 58 年在瑞典駐華使館任職文化專員。自從 79 年岳丈的右派身份得以平反後，他幾乎每年都來中國。但 89 年以後，他幾乎絕中國，2003 年在台灣受訪時更表示不願再回到中國去。不過，去年他又再踏足這片感情複雜的土地，鼓動他的就是李銳筆下的呂梁山。
　　1969 年李銳當知青的時候，從北京來到呂梁山邸家河的貧窮小村，插隊落戶了 6 年，跟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厚土》就是直接寫那裏的風土人情，而小說《萬里無雲》和《無風之樹》的背景也以那裏為藍本。
　　「我透過繙譯李銳的作品，已經認識那些村民了。」作為一個譯者，馬悅然表示了解故事背景很重要，「你去過山西會對李銳更了解。」89 年，他本擬前往山西，因六四事件而取消。去年聽說邸家河發現了煤礦，村子可能拆毀，他即刻起程，怕機會不再。在邸家河，他和李銳等人住進村民打掃乾淨的洞，而他就以中國人的禮數相謝：
　　「我請了所有村民打牙祭。」回憶村民殺豬宰雞，高高興興擺了個鄉村盛宴，馬悅然笑不攏嘴。不過，當李銳提起煤礦公司與幹部勾結，強佔土地，已經引發了農民集體上訪的事，他像個洩了氣的球，慨歎道：「中國農民問題已經三千年了，還是解決不了。」
　　「從我插隊第一天來到呂梁山至今已經 35 年，還是很短，還是一閃而過。年過半百，才懂得人生苦短。在這一閃而過的時間和人生裏，呂梁山卻成為永世難忘的記憶。先是我的記憶，後來又成為瑞典人馬悅然的記憶。」55 歲的李銳曾在一篇文章中寫下與馬悅然呂梁山之行的感受。其實，他的「永世難忘」之情早化成了一篇篇文字，並且為這個山區記下聲音和容貌，因為他的作品大量使用山西方言，就像楚辭的特點 ——「書楚語，作楚聲」，充滿濃厚的地方色彩。
方言　活現地方文化
　　用方言，是他反省的結果：「普通話自從被確立為官方話後，書寫形式是白話文，無可避免地排斥其他方言。而且大陸由新文化運動以來，有個嚴重的傾向 —— 並非真正使用普通話，而是創造一種繙譯腔。譬如國外有個小說作家成名了，大家爭相模仿。但，模仿的語言其實是繙譯後的語言，因為要遷就對方的語言，漢語的語言結構、語氣和遣詞用字都變了。普遍認為最貼近洋腔洋調的，就是先進，就是好，甚至到了 80 年代中後期出現了『名詞轟炸』 —— 文學理論家和文藝批評家使用的語言比文言文還要難懂。這把語言分了等級，很有問題。」
　　李銳開始覺得中國作家要有語言自覺，不能淹沒在語言的等級裏。「所謂創作，因為你有主動性，不同於他人，是創造性的發現。事實上，真正的大作家都有地方文化和方言的背景，例如湘西的沈從文、北京的老舍和上海的張愛玲。」
　　李銳認為沒有受污染的方言，更有活力，給作者很多想像空間、體驗及表達的方法。最近，他埋首的「農具系列」篇章，就從方言中吸收了 不少靈感：「當年下鄉，老鄉告訴我鐮刀有兩種，一種是割麥子的麥鐮，一種是割玉米和灌木的 『苦鐮』，我以為在山溝勞動苦，所以叫 『苦鐮』。後來找到元朝人寫的《王禎農書》，書中列舉了中國古代的農業工具，而且描述了大小、結構，附加插圖，還賦了小詩。我才發覺山西方言的『苦』其實與『』同音，所以是『鐮』才對。」原來是褲的異體字，指鐮刀結構中似小褲管的金屬位置，用以插入木把手。
　　「我發現上千年的發音就在老鄉的嘴邊說來說去。在方言裏存在活生生的傳統，而且跟文化傳統是相始終的，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我們說普通話的人只有『鐮刀』，鐮被官方語言簡化了，省掉許多生動性。」假如作家書寫生動的方言，李銳認為是為普通話主導的現代漢語系統開了一個的源頭，擴闊它的範圍。
繙譯　傳遞文學精神
　　馬悅然對方言同樣重視，他在 1948 年來華正是奉了他老師 —— 著名漢學家高本漢之命，研究四川的方言。他前幾年出版的中文散文集《另一種鄉愁》也不時冒出四川方言來。他表示，喜歡李銳作品的原因，正是當中「非常漂亮」的語言，「他和使用山西雁北方言的作家曹乃謙一樣，學會了當地農民的話，並純熟地把這些最有原來生活味道的語言，運用到小說中。」李銳指出，用自己的語言去寫生活感受，即「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是華文作家的本份。
　　誠然，面對繙譯，不管方言還是官方語言，都是脆弱的。作品被繙譯成多國文字的李銳認為，在繙譯過程中，必然會喪失一些容易磨損的東西。不過，真正的文學藝術經得起這樣的過濾，就如讀雨果的《悲慘世界》和莎士比亞的悲劇，仍然會被深深打動。「有內涵的作品，加上一個好的繙譯家，作品的精神會被傳遞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