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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集中了全球2/3的貧困人口,其中7億多人的日均生活費不到1美元。現在距實現聯合國確定的千年發展目標———2015年前使貧困和饑餓人口減半———只剩大約10年時間,而單純為減貧而減貧,將難以如期實現千年發展目標。輿論認為,亞行應當建立新的發展理念,重視經濟增長對減貧的核心作用,將減貧與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亞行的貸款應當更具針對性和有效性,要符合受益國的實際,使扶貧和經濟的再生能力與可持續發展相通。
發展中國家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也就是28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其中有10多億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處於極度貧困中。”———世界銀行行長詹姆斯·D·沃爾芬森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嚴峻現實,雖然幾十年來我們從未停止過減貧的步伐。世界銀行今年4月23日發佈年度統計報告《2004年世界發展指標》,數位顯示,1981年到2001年,發展中國家的絕對貧困人口(按照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標準衡量)從15億減少到11億,從全球人口的40%減少到21%。1990年到2001年,全球絕對貧困人口的減少速度有所放慢,共減少約1.2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8%下降到21%。
從報告中我們可以發現,減貧和經濟發展存在著某種關聯。這20年間,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增長了30%。在東亞,人均GDP增長了兩倍,年均增長率達6.4%,絕對貧困人口比例從58%下降到16%,1981年以來有4億多絕對貧困人口得以脫貧。在南亞,20世紀90年代年均GDP增長達5.5%,使得絕對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41%降低到31%。但是,由於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同時人口也在快速增長,因此1990年以來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絕對貧困人口數目只減少了3400萬,2001年減少至4.28億。
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貧困率實際卻呈上升趨勢。1981年以來,該地區人均GDP出現收縮,導致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人數從1.64億增加到3.14億,貧困人口比例從42%上升到47%。在東歐和中亞,許多前計劃經濟國家的高失業率和產出減少使絕對貧困人口比例從1981年接近於零上升到1999年的6%,但是有證據表明貧困率最近出現下降。東歐和中亞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的人數從1981年的800萬(2%)增加到1999年的1億多(24%),2001年減少至9000多萬。
也有在減貧戰線上徘徊不前的地區。在拉美和加勒比,整個90年代經濟增長率僅略有提高,貧困率下降很少。2001年該地區的貧困人口比例,包括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和不足2美元的貧困人口在內,與1981年基本相同,分別為10%和27%。中東和北非,1981年以來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約一半,比例從5%降低到2001年的2%,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的人口比例從1981年的29%降低到2001年的23%。
“一個多數人貧窮、少數人繁榮的全球社會是不可能持續發展的。”———南非總統姆貝基消除貧困,說到底就是消除全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不平衡。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種不平衡來得更為猛烈,消除這種不平衡也更為緊迫。
1966年,世界上最富的20%人口與最窮的20%人口的收入比為30:1,到1996年,這個差距已擴大到61:1。1996年以後,全球化的步伐進一步拉開了南北差距。人口不足全球20%的46個發達國家擁有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86%,而在140多個發展中國家中,有80多個不發達國家的國民收入比十年前減少。
聯合國認為,造成世界貧富懸殊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在於世界不合理的經濟秩序。在全球化帶來的貿易和投資增長機會中,受益最大的是發達國家。據統計,有近2/3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其中有60多個不發達國家被排斥在經濟全球化之外,只有20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由於發展速度較快,正在努力搭上經濟全球化的列車。過去20年中,經濟全球化在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減貧方面發揮了作用,但最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由於沒有成功地融入全球經濟,它們的經濟下滑、貧困加重。
當然,全球化之於扶貧並非一無是處,它也提供給扶貧很多“機遇”。世界銀行有關調查發現,減貧成就最大的國家,是那些在發展經濟和貿易的同時,致力於開發人力資本和培育良好投資環境的國家。這說明,只要當地市場準入的大門開的夠寬夠廣,經濟增長就不愁趕不走貧困。一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更為自由的貿易實現差距的縮小;另一方面,私人資本的流入也為扶貧提供有力支柱。
不過,《全球發展金融》顯示,私人資本流量從2002年的1550億美元回升到2003年的20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了巴西、中國、印尼、墨西哥和俄羅斯,其他低收入國家未能分享到私人資本流量的回升,仍在苦於尋找資金髮展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