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史....

先秦
中國從夏代開始有官。這一時期實行「分封制」，國君將領土分封給自己家族成員和功臣，受封者繼續分封。層層分封的結果，形成一個個諸侯國。貴族世代做官，形成「世官制」。戰國時期各國相繼改革，君主權力大大加強，中央集權 的「郡縣制」產生。


秦漢
從秦朝開始，國君的稱號為「皇帝」，他擁有對國家一切事務的最高支配權和最後決定權。秦漢時期，與皇帝有關的制度已經大體完備，除了獨攬大權以外，還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皇帝的專用詞。如皇帝自稱「朕」，命令文告稱「制」、「詔」，去哪兒稱「幸某處」，用的東西、寫和畫的東西，前面要加個「御」字等等。
（二）皇位繼承制度。全國所有官員都不再世襲，唯有皇帝例外。
（三）後宮制度。皇帝的正妻稱皇后，其他妃子稱婕妤、美人等，等級各不相同，後來貴妃地位最高，僅次於皇后。太子繼位後，如果年紀小，往往由母后攝政，容易造成外戚專權，漢武帝為除此弊病，曾採用過殺母立子的野蠻做法。
（四）宦官制度。皇帝多妻，宮內僕役以宦官為主，明清時又稱「太監」；宦官與君主接近，往往受到君主重用。
秦漢兩朝，中央官吏中最重要的是「三公九卿」。秦和西漢中前期，習慣上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稱為「三公」。太尉主軍，不常設；御史大夫則是丞相的輔佐。地位最高的是丞相。漢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以後，丞相（又稱司徒）、太尉（又稱司馬）與御史大夫（又稱司空）「三公」鼎立，地位平等，都是宰相官。「司徒」主管民事，「司馬」管軍事，「司空」管水土工程事。
「三公」之下，有一系列分理各項具體事務的官，泛稱「九卿」。
秦代在地方上實行單一的「郡縣制」。地方上分郡、縣兩級，郡的長官稱守，又稱太守，一郡內的事，都由他管理執行。協助郡守的是郡丞，都尉在武事方面輔佐郡守。縣的長官稱令或長，縣令或縣長全面主管縣中各項事務，縣丞全面協助，縣尉主要管武事。
漢代在地方上分封了一些諸侯王國，但仍以「郡縣制」為主。為了監察地方郡國，漢武帝時將全國劃分為13州，每州置刺史一人。本來只有監察權，後來經常干預地方事務，逐漸成為凌駕於郡守之上的一級長官，州也慢慢變成了郡之上的一級行政機構。

魏晉南北朝
為了提高官僚組織的行政效率，皇帝愈來愈依賴本來作為祕書性質的官員，他們中有很多出身寒門，「三公」權力不斷被侵蝕和分割，慢慢變成了真正的宰相機構，形成了隋唐「三省制」的雛形。

隋唐五代
隋代大一統的局面要求官僚組織各部門分工明確，唐代加以改善，隋唐時期便確立了中央行政中樞上的「三省六部制」。三省長官同為宰相，三省長官外，其他官員若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等頭銜，也成為宰相。宰相後來有專門辦公地點稱政事堂，又改稱「中書門下」。行政系統之外，隋唐設置了監察百官的「御史台」，長官為御史大夫。
地方上，隋和唐初恢復了州、縣二級制，州的長官為刺史，縣的長官為令。這些政治制度的革新和完善。「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在各地普遍設立節度使和觀察使，掌管數州地域軍民財政大權。變為州之上的一級行政機構。有些節度使父子世襲，割據一方，終於導致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


宋
宋代大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地方上雖沿襲唐後期的三級建制，但各級地方政府的兵權、財權、司法權都收歸朝廷。
宋代時宰相一職仍然十分重要，但軍權卻被剝奪或削弱，由中央設樞密院與宰相機構，分別掌管軍政和民政，俗稱「東西二府制」；宰相的財權亦一度被削弱。宋代皇權雖然大大加強，不過仍受到宰相、諫官、史官等的制約。總之，宋代官制儘管繁雜多變，卻是中國古代官僚制度上最完善的階段。
北宋前期宰相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相的是「參知政事」。神宗元豐年間中央改制，撤銷「中書門下」，恢復唐初三省制度，但三省長官從不授人，卻用「尚書省」副長官左右僕射代行尚書令職權。正副宰相總額一般不超過五員，辦事機構改在「尚書省」內的都堂。
北宋前期宰相不能過問財政事務，由稱為「三司」的機構負責，北宋元豐年間改制，取消三司，宰相恢復了財權。
宋代立國後，派遣中央朝官直接掌握州、縣二級的權力，打破了以前由節度使及一些州刺史等武臣專制地方的局面。但全國有200多個州級行政單位，都直屬朝廷，中央實在難以直接管理；於是在唐後期「道」的基礎上，於全國設十來個「路」，每路轄數個州。路置「轉運使」，總領一路財賦，同時監督州縣官吏。未幾，轉運使的職能範圍逐漸擴展到軍、民、財、刑等方面，宋政府擔心轉運使權力過重。於是另設提點刑獄使、提舉常平使、安撫使等。這些路級官員互不統屬，分掌的地域範圍也不完全重疊；但他們都具有監察州縣的職權，同時又彼此監督。
宋代州的長官為知州，；與州平級但地位較尊的為府，京府長官稱尹或稱知府。軍、監也與州平級；一些地勢重要、戶口少，而不能成為州的地區設軍，長官為軍使或知軍；一些鹽場、銅錢鑄所設監，長官為監使或知監。州下為縣，長官稱知縣或縣令。儘管宋代州縣不隸屬於路，路級官員不准干預州縣事務，路也沒有單一長官，實際上是一種虛化的政區；但宋代地方行政建制仍可看作是三級制。

遼、金、元
遼代官員分南北兩系，北方官員用傳統契丹部族制度管理契丹事務，同時有樞密院統管全國事務；南方官員用漢制管理漢人事務。地方上同樣分族而治。
金代開始，大規模採納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但女真舊制中君主絕對專制的色彩仍然保留。中央只設「尚書省」，中書、門下二省取消，實際上宰相的輔佐出令權被剝奪了。
元代仿金制，設一省，名為「中書省」，其實也僅是執行機構。另外，元代一直保留蒙古舊制中的怯薛組織，該組織成員與君主間的主奴意識，廣泛蔓延至整個官僚體系。元代在地方上，不僅讓蒙古舊制中的分封制繼續保留，新施行的行省制其實也帶有強烈的舊制色彩。
金代建國初，官制簡單，軍民合一，千夫長為「猛安」，百夫長為「謀克」。自熙宗開始，大規模推行漢制，但在地方上「州縣制」與「猛安謀克制」並存。
元代中央設中書省為最高行政機構，名為「中書省」，實際上也只是執行機構。設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稱「宰相」；右丞、左丞、參知政事，稱「執政」，與宰相統稱「宰執」。蒙古人習俗尚右，故右丞相和右丞地位在左丞相和左丞之上。中書省之下有右、左司領「六部」。中央軍事機構是樞密院，設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等官，與中書省職權劃分也不是太嚴格。監察機構為「御史台；在地方上設置兩個行台，設官仿照中央御史台。
在三大機構以外，中央還有管佛教和吐蕃（西藏）事務的「宣政院」等機構。地方上一級行政區劃是行省，本為「中書省」派出機構，後成為常設行政單位，設官仿照「中書省」。行省以下有路、府、州、縣等單位，但行政級制不統一。此外，「分封制」仍有所保留，而「行省制」本身即帶有分封制色彩，所以權力甚重，集地方軍、民、財和司法權於一身。
元代有一特殊組織「怯薛」，本是宮廷禁衛軍，輪番宿衛宮廷與君主很接近。元代還有一個特殊的官名「達魯花赤」，它是蒙古語，意為鎮守者，置於地方（路、府、州、縣）、軍隊、諸衙門，為最高統治長官，起監守作用。

明
明代，於洪武十三年罷丞相，，六部等中央行政機構直接對皇帝負責。除行政上六部分立外，。軍政設五軍都督府統兵，任免軍官權則在兵部，而調兵權只在皇帝一人手中；刑法大案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執行，又特設由錦衣衛控制的「詔獄」制約刑部等機構。
永樂年間正式設立了內閣。
地方上，明代在全國設「十三布政使司」，另設「兩直隸」，俗稱「十五省」。將事權分散於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中，形成「三司制」。
明代時「六部」直屬皇帝。兵部與五軍都督府分管軍政。遇重大案件，刑部要與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處理，稱「三法司制度」。刑部審理，都察院糾察，大理寺複審，有時還會由其他官員會同「三法司」共同審核判案。另有一種由錦衣衛控制的特別刑庭「詔獄」「三法司」一般無權過問。
中央機構還有「都察院」管監察；「通政院」掌出納帝命、接受臣民申訴等；「大理寺」複審大案，長官為卿等。
明代地方建制簡化為三級。除南北「兩直隸」外，全國設13個「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掌管民政和財政。「提刑按察司」掌管刑法和監察；「都指揮使司」掌軍政，分別對五軍都督府和兵部負責。「承宣布政使司」下為府，設知府，知府下有同知、通判輔佐，還有「推官」管司法。府以下為縣，置知縣，副職有縣丞等。另有州，分兩等，一為「直隸州」，直隸於布政使司，與府平等；一為「散州」，隸屬於府，與縣平等。州設知州，屬官有同知等。
省級行政單位從明中期起，不時派「巡撫」到各省協調工作，處理大事。後期還向地方派駐掌管幾個省相關事務的「總督」，可以節制巡撫和地方三司。但終明一朝，仍然屬差遣性質。

清代
清代中央各部門主要官員滿漢複職，滿官位次在漢官前，掌實權。清代君主獨裁的程度又超過明代軍機大臣也不是實官；皇帝在原奏摺上寫上處理意見，不須經其他機構發還，命奏言者遵照執行，這就是「密摺制度」。
清代中央官制多沿襲明代，另有「內務府」、「理藩院」等新機構設置。地方上將明代尚屬臨時差遣的總督和巡撫職位固定下來，成為省一級的最高長官。清代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控制能力也大大加強。

上卷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第一章　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發端

一 清王朝的改革開放運動

第一、王朝統治的末世與君主制度的末路

　　清王朝自一六四四年、即清順治元年入據北京始，至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後近二百年，歷經康乾盛世，早已由盛而衰，危機四伏。政治上恰如乾隆所言，“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專制的統治與壓迫有增無減。吏治上則“九卿無一人陳時事之得失，司道無一人摺地方之利病”，“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官場一片腐敗現象。軍事上曾稱雄一時的二十二萬八旗兵與六十六萬綠營兵，也早已“軍器視為具文，操演視為兒戲”。尤其是在農村，“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農民因失田敗家，流離失所，而成為“盲流”者，比比皆是。鴉片毒患的氾濫，致使全國有數百萬人吸食鴉片，其中“以衙門中人吸食者最多，差役食鴉片者十之八九”。誠如林則徐所言：“羌尤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顯然，清王朝猶如中國歷代君主王朝一樣，已經無可避免地走上了王朝統治的末世。

　　然而，清王朝較之歷代王朝還要悲哀與淒涼的是，它更處在中國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制度的末路之上。是時，不僅由明王朝所加固的君主專制制度，在歷經清王朝的由興及衰之後，終於走向了它最後的衰亡期，並且自明代就已經萌發的，中國知識界對於君權神聖的懷疑和批評，亦因清代君主權力的再度加固，而進一步引起了中國知識界對於神聖君權的大膽批判甚至否定。換言之，即中國知識界亦已從維護君權出發的民本主義思想，開始了向維護民權出發的民主主義思想的過渡。另外，在中國，已經存在和緩慢發展了數千年的商品交換即市場經濟的初級形式，亦在擺脫了元、清兩家蠻族入侵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落後影響之後，正在期待著其高級形式即自由經濟的孕育和形成。特別是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歐洲的初獲成功，所帶來的近代世界政治經濟環境的迅速改變，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和刺激，這一切無不從內部和外部，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就要走向解體，和君主專制制度的開始走向消亡，帶來了有利的條件。然而，這個有利條件對於已經延續了二百年君主專制統治的清王朝來說，卻是以外患和內亂這樣一個特別悲慘的形式，風霜雨劍緊相逼地表現出來了。


第二、清政府改革開放運動的起因和目的

　　清政府決心發起改革開放運動的直接原因，是源於外患和內憂的相繼爆發。

　　就外患而言，因民主革命的局部成功和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而迅速強大起來的西方列強，因尚未完全“新其貌”，更未完全“新其心”，在國際間，其對民主主義的追求乃遠遜於對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所以，他們雖然對內追求民主，對外卻仍恃強權，必要時，亦不惜用武力侵略的辦法，即用堅船利炮來達到征服它國和發展自身的目的。如果說，英國將鴉片輸入中國，已經說明它不擇手段，一八四零後的兩次鴉片戰爭，及其逼迫清政府與它簽訂不平等條約，就更是將落後的中國和向來自視泱泱大國的清王朝，從此逼上了“賠銀求和、割地求和、乃至開門揖盜以求和”的悲慘境地。

　　就內亂而論，因清王朝正處於王朝統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加之以鴉片戰爭為表症的外敵駸駸內向，又使得整個王朝統治日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因此，由內虛所引起的外患，和由外患所加深的內亂，也就在王朝統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終。其代表者，便是中英鴉片戰爭之後的太平天國造反。這一場天國之亂，不僅席捲萬里關山，使清王朝的統治者們“中宵念起、夢魂屢驚”（曾國藩語），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間“立國”十數年之久，非曾國藩練湘軍已不能平，實已使清王朝處在大廈將傾、朝難保夕的深深恐懼之中。

　　然而，外患內憂交相煎迫的艱難時世，卻使得一批有思想，有見地，恨國之不強、己之不爭的中國近代先進知識份子，如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不僅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長空一鳴；而且開始批判“封關禁海”，提倡“藏富於民”，追求“知己知彼”以圖強禦侮。傑出的思想家魏源，為富國強兵，不僅編出了我國第一部“百科全書” ——《海國圖志》，以期國人能夠睜開眼睛看世界，而且喊出了“天下無數百年不蔽之法，無不除蔽而能興利之法”的變法呼聲，進而提出了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主體思想的一整套改革開放理論。既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軍事工業，制長艦、造火器及養兵練兵之法，以禦侮；又要求清政府學習西方，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廠局，以製造輪船、機械、及各種國用和民用產品，以富國。為清王朝發起一場改革開放運動奠定了先決的思想條件。

　　由是，面對著“外敵駸駸內向，內亂此起彼伏”，面對著“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萬世長存的迷信便立即受到致命打擊”01 這樣一個艱難時世，面對著歷經慘澹才削平天國之亂、並暫時獲得了喘息的政治局面，清王朝從中國近代知識份子追求“富國強兵和圖強禦侮”的歷史願望中，終於意識到了“變法”即改革的重要。為了平外患和治內亂，即為了抵禦外侮，更為了維護大清朝的統治，針對頑固派反對“變而從夷”、即“西化”的腐朽立場，不僅由漢員大吏李鴻章提出了“外需和戎、內需變法”的變革主張，而且由皇室宗親、總理大臣奕誆提出了“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治器為先”這樣一種改革思想。於是，一場由清王朝發起的改革開放運動即“洋務運動”，也就在滿清專制王朝和整個專制制度都在走向衰亡的中國大地上，被有聲有色地推動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