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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揀萬歷
萬歷皇帝懶惰的表現是什麼?我給概括為“六不做、六做”,就是該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該做的事情他卻做。
先說他的“六不做”,即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第一,不郊。就是不親自郊祭天地。《明史·禮志·郊祀》記載:“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圜丘為南郊的天壇,方澤為北郊的地壇。按照《周禮》的說法,身為帝王,“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祇”,就是在冬至要到天壇祭天、在夏至要到地壇祭地。《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帝是 “天之子”,祭祀天地是皇帝的頭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時,走著到天壇,還要齋戒,以示虔誠。萬歷皇帝年紀輕輕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況對待臣民呢?
第二,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太廟裡供奉著祖宗牌位。“敬天法祖”是皇帝的基本准則,連老百姓都要祭祖,更何況皇帝呢!萬歷皇帝懶到不敬天、不祭祖,自然更無視臣民的訴求。
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過去我說過,清朝皇帝每天要御門聽政,就是每天要主持朝廷會議,以決重大國務問題。而萬歷皇帝竟然二十幾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會議。有的大臣跪在宮門外請求皇上親理朝政,竟不被理睬。如大學士方從哲請求補充閣臣,“章凡數十上,候旨文華門凡六日”。大家知道,紫禁城皇極殿(清改名太和殿)前,左翼(東面)是文華殿,右翼(西面)是武英殿,文華殿前面的門叫文華門,武英殿前面的門叫武英門。大學士方從哲幾十件奏章上去之后,在文華門外等著萬歷皇帝的批示,連著等了六天都沒有結果(《明神宗實錄》卷五八一)。明軍薩爾滸大敗后,大學士方從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夠出御文華殿,召集文武百官,討論御敵方略。結果這個請求依舊如泥牛入海,留中不報,沒有回音(《明神宗實錄》卷五八○)。
第四,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過去我講過,清朝的皇帝以康熙為例,上午御門聽政,下午經常是接見群臣,小到知縣、知州、知府,大到巡撫、總督。萬歷皇帝是連大臣也不見,更談不到知縣、知府了。大學士、首輔朱賡,三年沒有見皇帝一面。萬歷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明史·神宗本紀》)而大學士、首輔葉向高說:“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明史·葉向高傳》)可見,萬歷皇帝並不是誰也不見,對自己的愛子福王可以“一日兩見”,對大臣則是不朝不見、不理不睬。
第五,不批。就是對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個規定,就是大臣不輕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趕緊批示,不論同意、不同意,還是部分同意,總要有個結果。但是,萬歷皇帝卻將大臣奏章 “留中”不發,就是既不批示,也不發下,而是擱置一邊。沒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辦,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上自尚書,下到知縣,缺員得不到補充,辭職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門無法辦公。大學士、首輔葉向高,章至百余上,結果,還是兩個字:不報,就是沒有回音。萬歷皇帝消極怠工的做法令許多大臣寒心,萬歷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明史·神宗本紀》)。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拜疏自去”(《明史·趙煥傳》)。他們既然無力改變這種局面,最后隻得選擇了辭職回家。
第六,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經筵,是為皇帝專設的講席,由大學士、翰林院侍講學士等擔任主講,並同皇帝切磋經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討治國理念與治策的場所。日講,原意是每日向皇帝進講經史。清朝的康熙帝8歲即位,比萬歷帝即位時還小兩歲,但他除堅持經筵外,還堅持日講。康熙皇帝這個日講原來是隔一天講一次,康熙說不行,要每日進講。起初是冬天和夏天不講,就是放寒暑假了,他說不行,寒暑天都要講,有時候一天講兩次。在平定三藩之亂時,日講在御門聽政之后﹔平定三藩之亂后,日講在御門聽政之前。日講時康熙常要求講官不必忌諱,大膽講解,偶有失誤,也予以諒解。但是,萬歷帝卻不參加經筵講席,工科右給事中王元翰批評道:“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又說萬歷:“親宦官宮妾,而疏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為宗社計也!”
萬歷帝怠政造成嚴重的朝政危機,朝廷中樞瀕於癱瘓。具體說來,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上下解體﹔二是宦官肆虐﹔三是黨爭激烈。
第一,上下解體。明朝中央政府主要由內閣、六部、都察院等機構組成。萬歷帝長期“三不”──不朝、不見、不批,造成朝廷中樞機構近於癱瘓。最典型的是政府官員的缺得不到補充。舉一個例子:到萬歷四十年(1612年)時,宰輔隻剩下首輔葉向高一人,而且他也沒法工作,奏章上去就留中不發,許多問題處理不了。這位大學士、首輔索性在家裡頭稱病,三個月閉門不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隻有吏部趙煥一位尚書,戶、禮、工三部各隻有一位侍郎。都察院自都御史溫純罷去后,八年沒有正官。因為刑部缺少處理刑法的官員,長期不能決案,積壓案子數量多、時間長,引起在押人員及其家屬的不滿。於是犯人家屬,集體在長安門前哭訴(《明史·方從哲傳》)。吏部尚書趙煥多次上疏乞求補充缺少的官員,萬歷帝都不批示。這工作可怎麼做?趙煥就寫了個辭呈遞上去,准備辭官回家,但還是等不到回音。趙煥“遂叩闕前,出城待命”,遙望等待,仍無結果。趙煥隻好於第二年“拜疏自去”,就是上了一道辭官的奏章,離職而去。(《明史· 神宗本紀》)。
職能部門嚴重缺員,已經使政府機構運轉不靈,而那些在位的閣臣,由於長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見,也無法開展工作。還是舉趙煥為例子。趙煥自動辭職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因為吏部無人負責,朝廷還是要他出來任職,這時已經77歲的趙煥隻得復出。第二年,就是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薩爾滸大敗后,遼東告警,京師震驚,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始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卻之乎?’帝由是嗛(xi?n)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尋卒,恤典不及”。就是說,78歲的吏部尚書趙煥,在明軍薩爾滸大敗之后,帶領群臣跪伏在皇宮文華門外,堅請萬歷帝接見群臣,商討守衛遼東的策略。他們一直跪到傍晚,得到的卻是皇帝身體不適讓他們回去的聖旨。趙煥情急之下說道:等到敵人兵臨城下的時候,陛下您還能說因為自己有病而讓他們退回去嗎!就是在這麼危急的關頭,萬歷帝還是不理朝政,而且從此銜恨趙煥。趙煥不久之后去世,朝廷沒有給他任何恤典。
一些正直的官員屢次給萬歷帝上疏諫言,有的寫得很激烈。有一個官員叫雒於仁,他寫了一個奏疏,叫《酒色財氣四箴疏》,就是批評萬歷皇帝酒、色、財、氣四樣俱全。萬歷皇帝很生氣,要嚴厲處置他。多虧一些官員挽救才得幸免。這些官員說,如果您對他加以重刑,外界會誤以為您真的有他提到的那些毛病,還不如顯示您的寬大包容,讓他離開任所削職為民算了。結果,雒於仁被斥為民。總之,對萬歷怠政提出批評的官員,大都遭到懲罰。
萬歷皇帝喜歡別人對他歌功頌德,阿諛奉迎,不喜歡聽批評意見。萬歷親政之初,閣臣還敢提出不同意見。明朝制度:內閣的職責是“票擬”和“封駁”。“票擬”就是在奏章上草擬處理意見,供皇上決策時參考﹔“封駁”就是對皇上下發到內閣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駁意見。如萬歷帝冊立皇太子事,夜裡二更下詔,閣臣沈一貫認為不妥,加以封駁,說“(臣)萬死不敢奉詔”,萬歷皇帝最后還是聽從了他的意見。但是,自從懲治張居正后,內閣大臣,多為萎縮──“票擬”多被“留中”,“封駁”則多不敢為。有句話叫作“奴婢以伺喜怒為賢,師友以規過失為賢”,因為萬歷皇帝喜歡的是隻會順情說好話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圍在他身邊,特別是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