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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將於今年十二月廿日回歸中國,令這彈丸之地瞬間成為本世紀末亞洲政治焦點之一。從中國政治發展史的角度看,澳門和香港的回歸既掀示中國新的外交策略,又標誌著它日益提升的國際地位,而且逐步邁向統一中、港、澳、台的歷史藍圖。澳門回歸問題從這種意義來說,固然值得關注,但港澳兩地的回歸歷程顯然有超越外交和現實政治考慮的領域有待發掘。這視點引發人們對澳門本身的歷史文化、地理政治和經濟的特殊性的興趣,並探究當地人民生活面貌和社會環境在回歸前後起了怎樣的變化。談澳門回歸也應是一種本位論述,從當地的問題和思考出發,揭示澳門的多樣面貌。還有一點,比較香港和澳門的回歸經驗及彼此的歷史條件,或許既存相若之處,亦有啟發新思維的價值。 由澳門中國拉丁基金會、明報月刊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於十一月廿九至三十日舉行的『澳門回歸前夕國際會議』,亦在這種背景和期望下舉行。會議邀請了十六位來自學術界、專業界別及教會人士主講,討論議題涵蓋「一國兩制」的施行,澳門的法律、政治、社會文化以至經濟狀況及前景。限於篇幅,本文僅扼要介紹個別講者的觀點,而且作為會議聽眾之一,行文不免雜染個人觀點,疏漏之處,有待仝學指正。
「一國兩制」與澳門的政法環境
美國史丹褔大學胡佛研究所陳明銶博士的論文詳細比較了香港和澳門回歸歷程,從中國與葡國和英國雙邊關係的變數、港澳兩地的民主化、籌備特區政府及相關事宜、駐軍問題及社會認同五方面,剖析為何香港回歸較之澳門的回歸歷程更備受爭議。陳博士的分析凸顯中英、中葡就主權問題的爭論或合作態度,令前者談判過程充滿火藥味,與中葡較和諧及順利的歷程形成鮮明對比。箇中原因歸咎葡國在主權問題上早作讓步有關,並早於七四年已有意把澳門歸還,但英國在七九年進行前途談判時,還抱著「主權換治權」及「不平等條約有效論」的想法,觸動了中國自十九世紀以來伴隨帝國主義擴張的侵掠及不平等條約的歷史傷痕。
澳門大學霍啟昌教授以「如何在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為題,指出中共自四九年以來一直以實務及靈活的策略處理港澳問題,既視澳門為接觸國際社會的窗戶,亦認為保障港澳的經濟繁榮對推動中國本身的經濟現代化有重要的位置。而「一國兩制」正是在這前提下提出保障港澳的原有制度,確保港澳兩地享有高度自治。故此,霍教授認為如何維繫和發展澳門的經濟活力、保持澳門累積多年的歷史文化特色,是體現兩制和符合中國利益的最佳施政路向。不過,縱使外界對中共提出「一國兩制」的誠意並不懷疑,但這種單純從中共施政或「國策」來考慮澳門的前景,究竟多大程度反映澳門未來的政治前景及帶動轉變的潛力?中共「一國兩制」的構想一以「安定」為前提,政治上的反對聲音若非廚窗式的,則往往視作「顛覆」安定的力量而加以排斥。這種政治禁區怎樣影響澳門民主化的前景?而澳門高度自治又承諾了多大的空間?
澳門與國際社群
從中國的外交策略而言,澳門有其特殊的位置。澳門大學劉伯龍副教授在會議上指出澳門與台灣保持緊密的經貿和文化交流,令澳門在中台兩岸關係中佔特殊的地位。這特殊性不單涉及台澳約達二千多萬美元的經貿產值,而且亦體現於台灣投資者透過澳門往返內地的聯繫上。澳門回歸後,劉副教授認為台澳的關係相信沒有重大的改變,然而保持台澳關係的重要因素則繫於澳門能否維持其自由港的特色,以及其與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的關係是否持續發展。
與會另一位講者Miguel Santos Neves進一步闡述了加強和發展澳門與歐洲及拉丁美洲關係的重要性。Neves來自里斯本國際策略研究院,他的論文一方面描述中共建國以來中國與歐洲大陸外交關係的發展階段,認為歐洲亦有意保持國際社群間的均衡力量,以免美國的影響力過份膨脹,同時亦希望保持地區勢力均衡和緊密聯繫,以致體現國際上多元文化的局面。故此中國加強與歐洲的雙邊關係,取態在於拓展新的國際空間和多元性,兩者可謂有共同利益。澳門在這種新的國際關係下可扮演怎樣的角色?Neves認為有三點至關重要:一,澳門作為輔助者吸引歐洲中小型企業來華投資;其次澳門應珍視本身多元文化的特色,加強澳門為中歐文化交流的中心地位;其三是扮演「培訓中心」的角色,吸納內地人才學習歐洲的語言、法律制度及文化歷史,這有利中國未來發展與歐洲大陸的聯繫。
Neves在文中提出兩點甚重要的因素,影響未來澳門的國際位置能否維持。澳門能否維持一國際城市的特色,保持外向型的視野,而非轉變為中國內地的一個城市,這點可說是發展中歐關係中介位置的重要前提。另一點是論文中提出「非國與國關係」的概念,可供澳門借鑑。論文指出隨著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日益顯現,事實上不少國家內部的地區單位或不同組織,都以非中央或非聯邦政府代表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這種趨勢有利發展地區與地區、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流和聯繫。澳門亦可借鑑這種模式,發展與台灣或歐洲各地的獨特聯繫,同時避免中央過份干預。
綜觀就澳門對外關係的兩篇論文,均觸及如何保持澳門本土獨特文化身份和自主性的問題,這反過來亦對香港特區有參照作用。港澳兩地在回歸後對尋找本身的獨特性和文化身份有頗大訴求。這種態度隱藏保存「差異」,並與大中國理念保持適度的距離,這或許正是「兩制」的精神所在。港澳兩地的獨特性及其與中國的差異性相信與兩地本身的歷史文化及經濟活力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方面的探討亦是會議另一重要議題。
澳門的經濟活力與文教發展
澳門的經濟命脈主要是旅遊及娛樂事業,它的產值佔澳門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六十五。澳門經濟前景一方面仰給本身的旅遊娛樂事業,但隨著亞洲金融風暴顯現區內經濟體系的問題,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澳門亦面對經濟轉型及重新釐定本位經濟優勢的問題。誠興銀行禢永明先生亦從這思路出發,認為澳門未來的經濟活力在於多元化的經濟發展,包括加強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及歐洲市場的聯繫,既推動澳門為區內重要的旅遊娛樂中心,又可扮演外商在華投資的後援基地。其次,澳門本土的企業亦有需要多元化的發展,他以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為例,指該公司正以多元化的經營策略迎接新的經濟環境,其中以成立誠興銀行為明顯一例。此外,澳門企業家亦意識到金融市場對澳門經濟的重大影響,故近年企業對開拓資本市場,加強企業在金融市場方面的活力反映澳門經濟發展新方向的一面。最後禢先生亦談到發展資訊科技產業的問題,認為這方面的發展乃大勢所趨,澳門不應落後於世界潮流。
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蘇兆輝先生亦以所屬公司為例,印証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由從事娛樂事業,發展到參與服務業、金融業、基礎建設項目等﹝如澳門外港的興建﹞多元化企業的歷程。禢永明及蘇兆輝兩位先生的分析,亦不約而同認為澳門由於土地、人力成本相對香港甚至中國個別經濟特區仍有優勢,對外商而言,不論是商業或工業範疇,澳門仍可扮演後援的角色。
不過,與會另一位講者,香港大學經濟及金融學院周全亮博士的分析則略有不同。周博士指出澳門經濟增長亦自六零年代開始,大抵以娛樂事業及輕工業為主導,但後者從屬於香港同期的工業發展。隨著香港工業北移內地,澳門作為香港工業後援的角色日漸褪減。從經濟優勢的角度來看,澳門惟有加強在娛樂事務及其周邊服務業的發展,才是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至於高科技工業的前景,澳門事實上不存在任何優勢。周博士最後預期,若澳門能發揮本身的歷史文化資產,並聯繫旅遊娛樂事業的發展,反具備優勢成為華南地區內重要的旅遊樞紐。
若澳門的經濟前景與本身的獨特歷史文化遺產關係密切,而該地經濟體系走向多元化發展亦有賴澳門的文教水平,文物保存、教育及工業政策等範疇便不容忽視。會議上崔世平先生、澳門大學Rufino Ramos及澳門中國拉丁基金會執行董事Gary Ngai等講者,便分別從城市規劃和文物保護、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及澳門文化身份的保存等方面,探討這些孕育未來澳門經濟活力的原素,在澳門回歸前後的境況。此外,會議上還有來自天主教教會的Lancelot Rodrigues及Luis Manuel Fernandes Sequeira神父、傳媒工作者譚志強、深圳大學莫世祥先生等人,發表了以澳門宗教活動、澳葡文化及港澳經濟協作為主題的論文。礙於篇幅未能仔細記述這些論文的要點,不免可惜。
(第三節「教育與宗教」: Lancelot 神父(右一)正在解答會與者的提問;左起分別為 Luis M.F. Sequeira神父、澳門大學盧文輝先生及香港大學夏其龍神父。)
總括這部分的討論,以探討澳門過往經濟歷程及潛力優勢為經,維繫澳門自身文化特色及文教發展為緯,大抵勾勒出澳門經濟和文化範疇的圖像。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與香港回歸前後,掀起對香港經濟前景及文化定位的眾多討論有相若的經驗。這種討論無寧是港澳兩地因回歸問題而引發對前景的憂慮,但更多是自省的契機。較可惜的是,是次會議的論述多集中探討澳門本身的特色和優勢,較少觸及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的局限。若作為引發檢視澳門處境的開端,是次會議可說跨出重要一步,但距思辯式的內省則尚餘一定距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