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何以被視為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透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餘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採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１月８日，毛澤東表示支援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鬥爭。康生一夥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彙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鬥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製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透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製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因為在文革的十年間，令我國的文化、經濟、民生各方面均停滯不前，甚至產生倒退。文革對於文化的摧殘比秦代的焚書坑儒更嚴重，嚴重打擊我國的文化發展。
所以文革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場重大的浩劫。
(而歷年剛好十年，1966~1976)

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1966年8、9月紅衛兵『破四舊』和全面抄家期間，上海市被查抄共15萬戶，共抄去黃金65萬兩、金銀首飾45萬公斤、美元334萬元、其他外幣330萬元、銀元240萬枚、現金存單債券等3.7億元、珠寶玉器15萬公斤。
身穿軍裝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擠滿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當他們看到偉大舵手（指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個個熱淚盈眶；老幹部們頭戴高帽，脖子上掛著「牛鬼蛇神」的牌子，被抓上卡車，那些年齡只相當於他們三分之一的年輕人（指紅衛兵）強迫他們沿著大城市的主要街道遊街；報紙見方的大字報上充斥著對高級領導人的……辛辣譴責。紅衛兵帶著的紅寶書　—　用塑膠紙包裝的毛主席語錄的小冊子，是年輕的造反派反抗權威的象徵。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發起「打黑幫」，那天打鬥了三位副校長、一位教導主任和一位副教導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強迫挑重擔子之後，又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在大約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學生……打死的老師，死時50歲，已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
1966年6月）在北大東語系（即北京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此時的批鬥對象，一個是……總支書記，帽子是現成的：走資派。一個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現成的：反動學術權威，另外還加上了一項：歷史反革命。給他們二人貼的大字報都很多，批鬥也激烈而且野蠻。對總支書記的批鬥我只見過一次，是在一個專門為貼大字報而搭起的席棚面前。席棚上貼的都是關於他的大字報，歷數「罪狀」……他站在棚前，低頭彎腰……胸前糊了一張白紙，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筆劃了一個叉……批鬥儀式結束以後，給他背上貼上一張大字報，勒令「滾回家去！」大字報不許撕下來，否則就要罪上加罪。
中國的舞台和銀幕除了在江青的支援下寫的一小部分「革命」影片、戲劇和芭蕾舞以外，停止上演任何藝術作品。傳統文學和外國文藝作品不讓賣了，圖書館和博物館關閉了。1966年夏，大學停課，同年秋季，中學暫停教育，好讓學生們參加文化大革命。儘管次年春季恢復了中學教育，但……直到1970年夏，第一個大學生新班才招收新生……這種做法也被限制在一小部分高等院校裏。
1966年5月至1977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和教育事業的影響要大得多……最嚴重的後果是對學者、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影響。關於 1966 至 1969 年間文化界遭受迫害和折磨的人數仍未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 1980-81年對 「四人幫 」（編者案：指文革期間長期掌權的江青等四人）的審判提供了一些可作為例證的資料。這次審判的起訴書說，文學和藝術界中有 2,600 人、教育部下屬機構中有 14.2 萬名幹部和教師、研究機構中有 5.3 萬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衛生部部屬的醫學院和研究機構中有 500名教授和副教授 「受到錯誤的指控和迫害 」，其中有些人（具體數字不詳）被迫害致死。

下表展示文化大革命中黨和政府領導人的受衝擊和清洗情況。






黨的領導幹部類別


省委第一書記


中央委員會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


政治局委員



全額人數


29


167


13


23



受衝擊或被清洗人數


23


113


9


14

在很長時間裏，文革領導人的做法和他們的總體目標是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內部意見不一之處很少……千百萬人遭受痛苦正是基於許多個個人所做出的無以勝數的錯誤決定和行動；多數文革的犧牲品也在某個時間，以某種方式使別人成了犧牲品。因此，不能像中國人現在這樣把責任向上級（最終是毛那裏）一推了之，以表明自己的清白。並非所發生的每件事都是毛澤東的神奇領導品質的產物，它們也源於激烈的派性鬥爭……毛無疑是個重要因素，但他的決定權也是有限的，因而他並沒有起到許多文革觀察家們所認為的萬能的作用。對毛的權力最有效的限制就是群眾的所作所為。

四十年前在中國大陸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給華夏大地帶來了“十年浩劫”，對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精神、道德和民生都造成了無法估量的破壞。

~ 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1966－76年）

毛澤東為奪回政權，在1966年號召全國發動了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影響深遠。下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政治方面

１. 破壞機制

文革時，領導人和幹部被大肆批鬥，政治機構遭受破壞，形成無政府狀態。



２. 個人崇拜

毛澤東被奉為「神明」，是人民的「偉大導師」，是國家的「偉大舵手」，《毛主席語錄》更被當作思想領導的真理，盲目的個人崇拜風氣盛行。



３. 摧折人才

大批共產黨員和政府的領導幹部劃成「走資派」，加以整肅，甚至迫害至死，使國家人才凋零。

經濟方面

４. 工廠停產

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受到批判，全國注意力放在階級鬥爭上，忽略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各地工廠經常被迫長期停工，工廠內的規章制度亦被破壞。



５. 農業倒退

各地農村經常有動亂，生產效率降低，農民生活困苦。



６. 國庫空虛

生產停頓，物資短缺，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停退，國家財政收入大減。

社會方面

７. 秩序大亂

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風氣下，出現了靠造反起家的﹑鬧派性的﹑專門打砸搶的人。這些人到處串聯﹑武鬥，人民生命財產失去保障，社會秩序大亂。

８. 家破人亡

文革強調「階級鬥爭」﹑「造反有理」，許多人被捲入這鬥爭中，不少人為此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９. 違反倫常

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鬥爭劇烈，彼此互不信任，甚至鼓吹「不要爸媽，只要國家」的極端思想，這有違和諧的倫常觀念。

１０. 人口激增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提出「人多好辦事」的口號，鼓勵大量生育，以至文革後中國人口大幅增加，引起各種社會及經濟問題。

文化方面

１１. 摧折學者

文革期間，知識份子可謂首當其衝，毛澤東認為讀書愈多愈反動，知識份子多被視為「反動學術權威」，橫遭迫害：吳唅﹑傳雷等皆被折騰致死。


１２. 禁制文藝

文革時一切以政治掛帥，扼殺了自由的學術文藝創作，一些優秀的作品被視為「毒草」，加以嚴禁，人民只准觀看江青監製的「樣板戲」。


１３. 破壞文物

文革鼓吹「破四舊」，紅衛兵乘機到處破壞文物古蹟，造成無可挽救的損失。


１４. 尊法反儒

文革後期，江青﹑王洪文等為打倒周恩來和鄧小平，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歌頌中國古代法家學者和法家著作，批判傳統儒家思想。

教育方面

１５. 學風式微

由於大部份學生加入「紅衛兵」，全國學校經常停課；又公然恣意批判師長，甚至嘉許學生考試交白卷，令學風敗壞，師道蕩然無存。


１６. 教育停滯

學校長期停課，教育事業停滯十年，整整一代青少年未能接受正規教育，造成國家難以彌補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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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８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透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餘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採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１月８日，毛澤東表示支援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鬥爭。康生一夥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彙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鬥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製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國２９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透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１９７１年，江青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開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藉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製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