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起源

中國一詞自古有之，最早指居於「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原地帶，近代以來，「中國」一詞成爲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政治概念。一般而言，「中國」：

從歷史的角度，是從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開始，經歷了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一系列朝代和政權的連貫歷史的整體。
從地理的角度，是位於歐亞大陸東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約13億)、面積排行第三的國家。
從民族的角度，是以漢民族爲主體，包括了苗、壯、滿、蒙、藏、回、維等數十個以上少數民族組成的國家整體（按照目前中國大陸的官方説法，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
從政治/行政的角度，目前包括兩個互不隸屬的政體：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


長城
目錄
[隱藏]
1 詞源
1.1 「中國」一詞的演變
1.1.1 「國」
1.1.2 「中國」
1.2 中國的其它稱呼
1.3 外語中的「中國」
2 歷史
2.1 史前時期
2.2 古代中國
2.2.1 傳說時代
2.2.2 先秦
2.2.3 秦漢
2.2.4 三國兩晉南北朝
2.2.5 隋唐五代
2.2.6 宋元明清
2.3 近代中國
3 地理
3.1 中國疆域之流變
3.2 自然地理
3.3 人文地理
4 人口
4.1 民族
5 經濟
6 科技
7 科學
7.1 數學
7.2 物理學
7.3 天文學
7.4 建築
7.5 醫藥
8 文化
8.1 文字
8.2 文學
8.3 繪畫
8.4 音樂
8.5 飲食
8.6 服飾
8.7 教育
8.8 節日
9 社會
10 宗教
11 政治
11.1 古代中國政治
11.2 近代中國政治
11.3 當前中國政治
11.3.1 一個或兩個中國
11.4 軍事與外交
12 參見
13 注釋



詞源

「中國」一詞的用法多種多樣，持不同語言，政治觀點或意識形態的人可能對中國的地理範圍和歷史上各政權的正統性及彼此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理解。


「中國」一詞的演變
「中國」一詞自古有之，最早指居於「天下」（古人對世界的稱謂）中心的中原地帶，在近代以來，特別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一詞始成爲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法律和政治概念。


「國」
古代漢語中的「國」不等同於現代的「國家」。

「國」最初的意思是天子、諸侯所居住的築城的地方（及周邊近郊），更遠統治的地方稱「野」，「國」對天子可指京畿（jī；ㄐㄧ），如：「國人暴動」。當然諸侯方面也可以使用「國」。如：（衛）懿公好養鶴，鶴有祿位，狄人入侵，「國人不出戰」，招致滅國。（參考來源）因此，就是要加「中」來修飾「國」才能明確地表示「京畿」的含義。

隨著歷史的發展，各政權的直接統治範圍不斷擴大，至春秋「國野」已逐漸不分，原先稱「野」的地方也能稱「國」了，「國」指代的範圍就這樣逐漸擴大。隨著兼併更加劇烈，進而秦統一各國，「國」的概念開始趨向於「地方」、「地帶」，如「北國」、「南國」、「水鄉澤國」、「雪國」。

「國」也被用來抽象地指代某一地理區域的政權和人民，如：「治世不一道，便國（有利於國）不必法古。」（《商君書》），這種用法接近於今天所說的「國家」一詞。


「中國」
「中」的意思即為「內部」、「中央」；「中」之一字要查部首「丨」部，上下相通的意思，很顯然，「中」代表的是定位的標準點，任何人都是以自己為立足點，然後分出上下與四方；古代中國人和其他很多民族一樣，相信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

漢朝以及漢朝以前，可考證的「中國」一詞的用法有如下幾種:

指京師，如《詩經·民勞》注：「中國，京師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指地理上的中原地區，如《三國志》：「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又如《史記·東越列傳》：「東甌請舉國徙中國」。
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如《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又如《論語集解》：「諸夏，中國也。」
由上可見，「中國」一詞在古代，首先是一地域概念。

但是，當中國強大時，中國因無挑戰者，所看到的只是高高在上威風凜凜的天子(或皇帝)，因此，中國一詞，作為地域概念，並不明顯，反而隱晦。

然而，當中國衰弱時，尤其是遭到外力挑戰侵擾之時，因為涉及到內外之分，中外之別，中國一詞，反而凸顯出來，疆界也隨著顯露出來，天子(或皇帝)的代表性，也呈現出來。

自戰國時期以來約兩千年間，「中國」（等於「中土」、「中原」）在地理上指的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他地區不算「中國」。由於「中國」（中原）地區的王朝建立之時間最早，經濟與技術的水準遠較「四夷」為高，華夏文化也一直居於「四夷」之上，是所謂禮儀之邦；戰國策(趙二)將「中國」的實際內容說得極為詳盡：「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楚之所義行也。」所以隨著華夏文明的擴展，也隨著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不斷侵入，「中國」一詞逐漸擁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義。



戰國時期的中國

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成立，「中國」這一稱謂首次具有了法律上的意義，是為中華民國的簡稱。在實際的語言操作中，「中國」一詞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以來，在國際上的主流認知中，「中國」逐漸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存在並有效管轄臺灣島、澎湖和福建的金門、連江等地區。


中國的其它稱呼
中華、華夏、神州、赤縣、華、諸華、夏、諸夏、中夏、區夏、方夏、函夏、禹城、禹跡、禹甸、九州、九牧、九區、九域、八州、九囿、九土、九野、海內等。


外語中的「中國」
相當多的西方語言稱中國為China（英語）、Chine（法語）、Kina （瑞典語）、Sina或其變體。這個名稱的由來有多種說法，其中最常見的說法是「秦」、「契丹」、「絲」、「赤那」、「茶」和「昌南」。茶和昌南的說法已經被否定。

有歷史學家考證後認為為China（英語）、Chine（法語）、Kina （瑞典語）、Sina等辭彙來自「秦」的音譯。這裡的秦不僅指秦朝，而且也指西周和東周時期的秦國。在絲綢之路出現之前，秦人通過當時的玉石之路來與西方人進行貿易往來。

俄語稱中國為Китай，這是源於「契丹」一名，由於遼朝和西遼自9世紀至13世紀長期是中亞的霸主，所以在此期間興起的斯拉夫語族和突厥語族諸民族均以契丹為遼朝及其以南的宋朝等中原政權的代名詞。現在仍有十幾個國家將中國稱為「契丹」：斯拉夫語國家（俄羅斯、烏克蘭、保加利亞等）稱中國為Khistankia；突厥語國家（中亞各國）稱中國為Kaitay, Kathay, Hatay, Katay；西亞國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稱中國為Katay, Khatay。另有看法認為China等名稱是來源於「契丹」這個名字，因為宋朝時的歐洲與中國的貿易都是通過中國北方的契丹民族而轉手，歐洲人因此而把「契丹」和契丹人所經營的貨物的來源地相混同。但China一詞的出現遠早於宋朝。拉丁語辭彙Cathay則來自奧斯曼土耳其的Kathay一詞。

據說，中國在古印度語梵文是cina和chinas，在希臘語是Sinai/Serica，在古拉丁語是Sinae。但古印度人和希臘羅馬人的「cina」等詞究竟何指，目前沒有定論。古印度典籍最早提到「cina」是公元前10世紀(有的學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紀和公元前15世紀)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 有學者認為「cina」是指西周的秦國,（1655，Martini.Martin），但也有學者認為指古蒙古部落戎狄，sino為赤那之地的音譯(意思是狼)。「cina」更可能為古印度人對東方國家的稱呼而不是特指中國。

古代中國在中亞另有一別名「桃花石」 Tabgach，據研究，可能出自長期統治中國的鮮卑拓拔部的名字。

還有觀點認為英文中的「China」是來自瓷器china，而瓷器一名又是得自「昌南」，即中國古代瓷器的主要產地之一。但事實是，China首先指代的是一個東方國家，用china來指代瓷器則是晚近的用法。

「China」一詞在今日西方人的日常使用中通常泛指中國地區，不一定特指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或澳門，對某些人來說可能還不包括西藏。國際廠商和品牌一般使用在列表前標示「國家和地區」等方法來彈性解決這個問題。

在日語中，原來很少稱中國為「中國」而直呼各朝代名。從10世紀開始，日本本州西部山陽、山陰地區也叫做「中國地方」，當時日本分為「近國」、「中國」和「遠國」。日本自明治維新起，借用佛教經典中的稱呼「支那(Sina)」來指稱中國。這種稱呼逐漸帶有貶義。二戰結束後，日本外務省自頒佈通知書禁止使用「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支那海」等在現在的日本已經演變稱日文名詞，改用片假名拼寫。不過因為同樣使用漢字，一部分日本人認為「中國」或「中華」這些稱呼是在刻意讚美。

新民晚報2004年8月3日16版介紹景德鎮瓷文化。其文說，宋元兩代景德鎮的制瓷技術已經傳到北韓、日本、越南。又說，明清兩代瓷器大量出口，經阿拉伯傳到歐洲。這些史實，我無異議。唯可疑者，其說china由來，文雲：“民間歷來有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china係根據秦字讀音轉化而來。但在景德鎮最為流行的說法是china是漢語昌南(原景德鎮名)的音譯。隨著景德鎮精白瓷大量流傳到海外，才使得瓷(china)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說china最初是昌南地名譯音，我覺得很新鮮。景德鎮原名昌南鎮，在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年起)改名景德鎮。此時所制瓷器已負盛名，特供御用。按照“景德鎮最為流行的說法”推論，其後本鎮瓷器外銷北韓、日本、越南，又其後經阿拉伯遠銷到歐洲，皆以產地昌南作為商品名稱。昌南兩音，口碑遠播，寫成法文便是chine，寫成英文便是china。china又回譯成漢文瓷器。瓷器名聲響遍全球，歐洲人就把中國也叫作瓷器，而大寫其字頭，成了China。這個推論亦能自圓其說。
　　
　　然有極大障礙，景德鎮人難以克服。就是至今無人能夠否認英文China起源於印度古梵文“支那”。這個支那又作脂那、至那，三千年前就出現了。想想三千年前是什麼意思吧。那就是說，什麼昌南，什麼瓷器，還得在娘胎裏靜待兩千多年，方能一朝分娩出世。資格太嫩了，昌南瓷器爭什麼。三千年前，不但焚書坑儒的秦朝，就連春秋五霸的秦國，都還不存在，China怎麼能是秦的譯音呢？論資格，支那之名比周朝還要老，怎輪得上替暴秦爭面子呢？
　　
　　請容詳說支那由來。唐代義凈法師《南海寄歸內法傳》雲：“西國名大唐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別義。”他顯然不同意China與昌南瓷器或與秦朝挂鉤。隋代慧苑法師《華嚴經音義》雲：“支那，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製作，故以為名。”他則直探古梵文“支那”的原義。兩位僧人生在隋唐，那時昌南尚名新平，所制瓷器亦未穎出。
　　
　　二十世紀之初，China一詞起源問題，學界曾經討論，眾說紛紜，未定一是。文僧蘇曼殊(1884-1918)通英、法、日、梵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認為China起源於古梵文“支那”，初作Cina，用來指我華夏。他研讀三千年前的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發現支那一詞最早見於這兩部著作，其原義為“智巧”。他認為，這是三千四百年前印度婆羅多王朝時彼邦人士對黃河流域商朝所治國度的美稱。“智巧”與慧苑所說之“思維”內涵略有不同，想係詞義因時代而演變所致。
　　
　　外邦對我華夏稱呼，最早曰支那Cina，其後曰拓跋Tabac，最後曰契丹Kitai。今之China即支那，先是國名。明代中期葡萄牙人販瓷器到歐洲，稱其商品名曰Chinaware，若漢譯應該是“支那瓦”。陶瓷產品，古稱瓦器。此處ware應是瓦之譯音。支那瓦者，中國瓷也。China放在ware之前，可知China國名，初無瓷器一義。後來省掉ware，簡稱為China，才小寫其字頭，獲得瓷器之義。這已經是晚近的事了。
　　
　　景德鎮人不必失望。你們不是還有浮梁縣的高嶺村嗎？沒人替它爭取，它卻進入洋文。在英文裏，Kaolin義為瓷土。景德鎮瓷器最初用高嶺村出產的粳米白泥作原料，稱高嶺土。Kaolin乃高嶺之譯音也。後來歐洲人制瓷器，凡是瓷土，不管哪產的，皆以高嶺稱之。貴村之名於焉“走向世界”，不亦壯哉。 ~.Q.~(>^.^<)~.Q.~

2006-12-28 15:17:22 補充：
又另一說法是戰國時代,[ 中原 ]( 即是現在的洛陽 )是軍事必爭之地,能爭得中原者,就能自成一國,因以中原而立國,又名{ 中國 },此說法大多人認為只是傳說,是否屬實,有待歷史學家考究了o

「中國」一詞的用法多種多樣，持不同語言，政治觀點或意識形態的人可能對中國的地理範圍和歷史上各政權的正統性及彼此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理解。


「中國」一詞的演變
「中國」一詞自古有之，最早指居於「天下」（古人對世界的稱謂）中心的中原地帶，在近代以來，特別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一詞始成爲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法律和政治概念。


「國」
古代漢語中的「國」不等同於現代的「國家」。

「國」最初的意思是天子、諸侯所居住的築城的地方（及周邊近郊），更遠統治的地方稱「野」，「國」對天子可指京畿（jī；ㄐㄧ），如：「國人暴動」。當然諸侯方面也可以使用「國」。如：（衛）懿公好養鶴，鶴有祿位，狄人入侵，「國人不出戰」，招致滅國。（參考來源）因此，就是要加「中」來修飾「國」才能明確地表示「京畿」的含義。

隨著歷史的發展，各政權的直接統治範圍不斷擴大，至春秋「國野」已逐漸不分，原先稱「野」的地方也能稱「國」了，「國」指代的範圍就這樣逐漸擴大。隨著兼併更加劇烈，進而秦統一各國，「國」的概念開始趨向於「地方」、「地帶」，如「北國」、「南國」、「水鄉澤國」、「雪國」。

「國」也被用來抽象地指代某一地理區域的政權和人民，如：「治世不一道，便國（有利於國）不必法古。」（《商君書》），這種用法接近於今天所說的「國家」一詞。


「中國」
「中」的意思即為「內部」、「中央」；「中」之一字要查部首「丨」部，上下相通的意思，很顯然，「中」代表的是定位的標準點，任何人都是以自己為立足點，然後分出上下與四方；古代中國人和其他很多民族一樣，相信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

漢朝以及漢朝以前，可考證的「中國」一詞的用法有如下幾種:

指京師，如《詩經·民勞》注：「中國，京師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指地理上的中原地區，如《三國志》：「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又如《史記·東越列傳》：「東甌請舉國徙中國」。
指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如《史記·武帝本紀》：「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又如《論語集解》：「諸夏，中國也。」
由上可見，「中國」一詞在古代，首先是一地域概念。

但是，當中國強大時，中國因無挑戰者，所看到的只是高高在上威風凜凜的天子(或皇帝)，因此，中國一詞，作為地域概念，並不明顯，反而隱晦。

然而，當中國衰弱時，尤其是遭到外力挑戰侵擾之時，因為涉及到內外之分，中外之別，中國一詞，反而凸顯出來，疆界也隨著顯露出來，天子(或皇帝)的代表性，也呈現出來。

自戰國時期以來約兩千年間，「中國」（等於「中土」、「中原」）在地理上指的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他地區不算「中國」。由於「中國」（中原）地區的王朝建立之時間最早，經濟與技術的水準遠較「四夷」為高，華夏文化也一直居於「四夷」之上，是所謂禮儀之邦；戰國策(趙二)將「中國」的實際內容說得極為詳盡：「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楚之所義行也。」所以隨著華夏文明的擴展，也隨著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不斷侵入，「中國」一詞逐漸擁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義。

我一直认为，文明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需要运用比较方法的学术领域。

在人类近五六千年的历史中，曾经产生过不少文明，各自由微而著，由盛而衰，分别有其特殊的贡献。大家知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列了21个文明。这一数目未必妥当，考古学家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等书里，所举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就有9个。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文明是多元的，人类的历史所以绚丽多彩，正因为这样。

然而，承认世界文明的多元性并不是很容易的。站在一种文明的位置上，每每认为其他文明只是本文明的派生物，如果不是，也是次等的，不足称道的。实际上，如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和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后，从世界的角度研究和比较各种文明才成为可能。就中国而言，晚明时开始了中西文明的遭遇、交流和碰撞，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和运动。文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凸显出来的。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特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这确实是极值得探索的大问题，不比“李约瑟难题”逊色。谈到绵延久远，即涉及文明的起源。最近我常有机会讲，在自然史和人类史上有五个“起源”， 都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即：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探讨文明起源的论作，很早就有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专门研究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是我们都熟悉的。

1929年9月，郭沫若先生为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序，说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沫若先生强调：“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 。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

1986年，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写了一篇论文《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他引了上述郭沫若先生的自序，评论说：“这几句话所代表的观点在当时是有革命性的，它打破了中国学究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在社会科学一般框架中去研究。……但是他只把该说的话说了一半，因为我们今天新的要求是要用中国社会的观点来观察人，而如此作必要的条件也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张光直先生提出：“我相信中国研究能在社会科学上作重大的一般性的贡献，因为它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古世界古今文明固然很多，而其中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记录的则只有中国一家。……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一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有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

这里应该指出，郭、张两家的论点固然有着区别，但是仍有其根本的共同点，这就是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有着普遍的规律，而研究中国的文明对于探求这种普遍规律是重要的。张光直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说，正是由普遍规律着眼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还想说几句。经过几十年的发现和研究，至少在中原地带，考古文化的链环已经连接起来，从仰韶、龙山，以至夏、商、周，文明的萌生形成，直到发扬光大的历程，应该说尽在视野之中了。但是这一历程还有很多环节有待具体化，有关研究需要深入，理论水平更应当提高。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

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策划时便确定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研究途径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结合。“十五”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继续了这一研究途径。“预研究”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相信在新世纪中，很快会出现研究探讨中国文明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