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不能長久合作的原因

兩黨政治理念根本不同
兩黨政治理念的不同其實是國共合作不能長久的主因，從建國方針的角度來說，孫中山主張中國經過軍政、訓政以達至憲政，不主張階級鬥爭，亦不主張階級專政[2]，採取一種相對溫和的社會革命模式來建立新中國，反觀中共，即以馬列主義為宗，雖然容許先進行民族革命，實現新民主主義，才再進而實行社會主義，但畢竟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其目標，較孫氏的建國方針來得激進。再論革命手段，雖然兩黨均接受了列寧的集權中央的建黨建軍模式，但與國民黨相比，中共明顯更依賴階級鬥爭，透過階級鬥爭雖然能於霎時間發動浩大的工農運動，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卻犧牲了社會的穩定性，更重要的是這種充滿階級鬥爭色彩的工農運動將直接危害到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從而使國民黨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因此，當國民黨取得政權後，定必會盡力取締中共的工農運動，以維護其統治的權威性及穩定性。

共產黨勢力上升

共黨勢力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急速上升，1921年中共建黨時，只有五十個黨員；國共合作前的「三大」亦只有拘拘四百人，1925年五卅運動後急增至六千人，到年底時已達萬人；及至1927年4月國共決裂時，中共黨員竟已大幅躍升至五萬七千人，在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黨員人數足足急升超過一百倍[1]，由此可見中共勢力增長的迅速。中共勢力急速增長，主要得助於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從1925年起，中共在湖南、廣東及廣西推動農民運動，協助北伐，在武漢和上海等大城市則發動工人進行罷工和武裝抗爭。由於這些工農運動主要由中共領導，這讓中共可透過領導工農運動，把國民黨的勢力蓋過，而這種情況卻正是掌握軍權的國民黨右派所極不願看到的；因此，當北伐軍進佔上海後，蔣介石便急不及待鎮壓發展正盛的中共和旗下的工農運動，導致國共決裂。

民族主義再次被激發
和第一次國共合作一樣，第二次國共合作亦是在國難當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下產生。自1931年開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三省，並不斷進行挑釁，蔣介石為求清剿共產黨，竟不顧民意處處對日本的侵略和挑釁退讓，自是民間以至國民黨內部的反日情緒日益高漲，1936年的西安事變後，國共停止內戰，兩黨合作再次變為可能。同時，日本亦加緊侵略，發動七七蘆溝橋事變。在民間反日情緒高漲和日本步步進迫的情況下，蔣介石顯然不可能再奉行退讓政策，於是讓共產黨軍隊以國軍的名義進行抗日，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展開。正如前文所述，國共兩黨同為民族主義下的產物，在抗日的前提下，中共可以取消蘇維埃的政府及紅軍的番號，蔣介石可以放棄殲滅中共的良好時機。面對國難，兩黨能迅速捐棄前嫌，合作抗日，實乃民族主義的結果。

西安事變的催化
西安事變」無疑是促成國共合作一件重要事件，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在於令國共聯合抗日。事實上，西安事變反映了國民黨內部的不團結及國民對「先安內，，後釀外」政策的不滿。

眾所週知，國民黨軍隊內部派系林立，有時甚至互相傾軋、各自為政，在三十年代國共打得火熱的年代，這種情況依然存在，尤其是當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入侵，民族主義情緒急劇上升的情況下，國民黨內部的分化不斷增加，抗日反蔣的事件不時發生，而西安事變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發生。因此，西安事變以至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其實與國民黨內部傾軋及國人民族主義情緒有莫大關係。

此外，國共合作抗日，亦反映出共產黨統戰政策的成功，利用民族主義達至迫蔣抗日。無可否認，張學良奉命剿共前早已對蔣介石棄守東北有所不滿，但亦未置於執意發動兵諫。及至他奉命剿共，中共對東北軍進行大量宣傳統戰工作，後來更向張氏提出一套聯共、聯蘇抗日的計劃。適時民眾反日情緒高漲，而在民族主義情緒和共產黨統戰的共同影響下，張氏態度逐漸親共，在實際行動上停止剿共，甚至申請加入共產黨，最後發動西安事變。由此可見，共黨的宣傳及統戰政策相當成功，利用民族主義及國軍內部分歧，達至「迫蔣抗日」的目的，同時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達成。

孫中山主張中國經過軍政、訓政以達至憲政，不主張階級鬥爭，亦不主張階級專政[2]，採取一種相對溫和的社會革命模式來建立新中國，反觀中共，即以馬列主義為宗，雖然容許先進行民族革命，實現新民主主義，才再進而實行社會主義，但畢竟以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其目標，較孫氏的建國方針來得激進。再論革命手段，雖然兩黨均接受了列寧的集權中央的建黨建軍模式，但與國民黨相比，中共明顯更依賴階級鬥爭，透過階級鬥爭雖然能於霎時間發動浩大的工農運動，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卻犧牲了社會的穩定性，更重要的是這種充滿階級鬥爭色彩的工農運動將直接危害到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從而使國民黨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因此，當國民黨取得政權後，定必會盡力取締中共的工農運動，以維護其統治的權威性及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