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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
及經學是關於儒家經典的學問:
指經學是研究儒家經典如四書(論語、中庸、孟子、大學)、六經(詩經、書經、禮經、易經、樂經、春秋)等經書的學問。
經學是指中國古代,研究儒家經典,解釋其字面意義、闡明其蘊含義理的學問。經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的主體,僅《四庫全書》經部就收錄了經學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經學中蘊藏了豐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是儒家學說的核心組成部分。
[編輯] 經學的產生
所謂儒家經典,現在一般是指儒學十三經,亦即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經典並不是這十三經。
春秋末年(公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紀),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失敗後,返回故鄉魯國,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文獻,形成了六經。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編輯了《書》,刪定了《詩》,編訂了《禮》和《樂》,作了《易》的一部分,並根據魯國的史料創作了《春秋》。(關於六經是否是孔子所作,長期以來一直有爭議。)自此以後,儒生們就以六經為課本學習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六經就已被人們公認為寶典。
經學產生於西漢。秦代即設有博士官,由於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的焚書坑儒,將全國圖書以及學術集中到咸陽城,秦亡後,項羽焚燒咸陽,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丟失,六經除了《易經》以外也未能倖免於難。漢代起初並不重視這些儒家經典,從文景時期開始展開了大量的獻書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長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誦已遭焚毀的經典,或把秦時冒險隱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傳世。因為傳述和解釋體系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學派,但其版本上則基本相同,後來統稱為「今文經」。
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壞孔子宅,從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武帝時,河間獻王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這些出土的文獻都是用戰國古文字書寫,與通行的五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而且內容上也有相當差異,此後即統稱為「古文經」。
漢武帝即位後,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和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依各家設五經博士。從此儒學獨尊,《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為神聖的法定經典,也成為廣大讀書人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正式宣告誕生,可以將經學視為先秦原初儒學的繼承和發展。
[編輯] 經學的內容
經學研究的工作,主要就是注疏經書。所謂「注」,就是對經書文字的意義、意義等加以解釋,但有些注因為太簡要或年代久遠,因此後人為注再作解釋,稱作「疏」。除了注疏之外,其他如「解」、「考證」、「集解」、「正義」等等,名雖不同,但作法大多類似,都是對於經書的一字一句詳加研究,希望能了解它真正要表達的意思。
經書的內容難以理解充滿爭議,但卻又是包括解釋宇宙秩序、政治、道德規範、甚至日常生活等等一切的準則以及正當性來源,所以研究經書便成為漢代以來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加上漢武帝對於經學的獎勵推行,使通曉經書的人獲得禮遇,使投入經學研究的人更多。在東漢時因此有「遺子金滿盈,不如教子一經」的說法。《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群經、史學、諸子、文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
但是以歷史觀點來看,經學的研究是透過不可更動的文本,來闡發可以更動的註釋,註釋活動等同於士人思想的發表與闡述,考慮到經典的神聖性,便可發現政治層面的經學活動是十分複雜的。歷代政府取得「法統」之後,均希望能取得經學研究者,也就是知識份子的認同與支持,即為「聖統」,聖統的取得象徵著一個政府除了在武力上取得統治權之外、同時也在社會文化、價值認同上取得合法性。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以異族的地位,要突破「華夷」的春秋思想並不容易,他們以政治力積極運作,或殺戮(如文字獄)、或籠絡(如開科取士、獎勵學術)、或詮釋(如編纂《四庫全書》、《明史》、《大義覺迷錄》)、或禁焚,以取得聖統的承認。士人要施展政治抱負,一方面要取得法統上政治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尋求聖統上的立論依據,因此往往透過對神聖經典的詮釋活動,來影響執政者的施政思考,在「士人與國君互相影響」的前提下,經學成為重要的政治互動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