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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希 臘 文 化 遠 在 巴 比 倫 與 埃 及 之 後 , 但 自 紀 元 前 六 世 紀 哲 學 家 賽 勒 司 ( Thales of Miletus ) 起 , 僅 約 二 百 年 的 時 間 內 , 在 藝 術 、 文 學 、 哲 學 , 和 科 學 各 方 面 , 產 生 了 豐 富 理 性 的 天 才 傑 作 , 成 為 西 方 文 明 的 古 典 。 在 其 前 或 在 其 後 的 歷 史 上 , 都 沒 有 這 種 盛 況 出 現 。
古 希 臘 民 族 強 調 個 人 思 想 自 由 、 言 論 自 由 , 主 張 讓 人 民 參 與 政 治 , 認 為 個 人 發 揮 才 能 對 整 個 國 家 都 有 益 處 。 希 臘 的 雅 典 與 斯 巴 達 , 有 歷 史 上 最 早 的 民 主 政 府 。 古 希 臘 思 想 家 探 究 如 何 獲 得 正 確 的 結 論 , 因 而 發 展 邏 輯 學 , 奠 定 了 後 來 科 學 與 哲 學 的 基 礎 。
希 臘 文 化 重 視 人 的 精 神 價 值 , 喜 好 追 求 真 理 , 勇 於 進 取 , 以 中 庸 ( golden mean ) 為 最 可 取 ; 對 平 衡 、 明 晰 、 對 稱 、 制 約 , 頗 為 欣 賞 。 他 們 對 醫 藥 、 地 理 、 天 文 、 歷 史 都 有 卓 著 的 成 就 , 又 發 展 了 幾 何 學 、 三 角 學 、 力 學 及 靜 水 學 等 , 並 認 為 世 界 除 外 表 所 見 之 外 , 有 更 基 本 隱 藏 的 實 際 存 在 。 古 希 臘 的 哲 人 , 如 蘇 格 拉 底 、 柏 拉 圖 、 亞 里 斯 多 德 、 芝 諾 ( Zeno ) 等 人 的 言 論 , 仍 是 我 們 今 天 參 考 的 資 料 。
如今人們對哲學或形而上學的最常見指責是它過於虛幻浮誇、不具實用價值。哈貝馬斯 [Habermas] 1和阿道爾諾 [Adorno] 曾撰文討論過同一個問題:「哲學有何用?」所以我也在拙文「二十世紀:一個過渡的時代」中斗膽申言:「二十世紀的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於我看來就在於,哲學的功用,乃至文化的功用受到討論,成為問題。」
我們通常說,人類的歷史至今大致有五千年上下。而在公元前的五百年前後,具體地說是從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的五百年裏,雅斯貝爾斯 [Jaspers] 所說的人類文化的軸心時代產生了。在這個時期,中國生活著老子、莊子,同時產生了中國哲學的所有流派。在印度生活著釋迦牟尼,《奧義書》正在寫作之中,並且印度的哲學已經達到了歐洲哲學從未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還是在這個時期,在伊朗生活著查拉圖斯特拉 [Zarathushtra],並且正在闡釋著他的關於兩種對立原則的學說,在巴勒斯坦出現了預言家。最後,在古希臘出現了荷馬 [Homer] 和一大批哲學家和悲劇作家。所有這些軸心時代的人物,為處在襁褓中的人類思想奠定了基礎,就像三歲的兒童開始了呀呀學語一樣。以後的人類文化發展,在總體上沒有脫出軸心時代思想家的作用圈。軸心時代是人類思想文化的關鍵生長期,而且它始終還在規定著人類歷史的進一步發展。
我們今天主要想來關注一下古代希臘直至西方近現代哲學的發展。所謂哲學,今天被用來泛指所有終極性的思維,泛指關於宇宙、人生的基本道理。但是最確切意義上的哲學,應當是古希臘「愛智」意義上的思考取向。我們所說的科班出生的哲學家,指的一般是研究在古希臘和以後的西方(歐洲)有關思想中形成的方法和態度。當然,有人或許會反駁說,中國哲學為甚麼就不能稱作哲學?印度哲學為甚麼就不能稱作哲學?將西方哲學才定義為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這是不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實際上,用一個在歐洲思想中形成的概念來標識一種非歐洲的思維方式,就像我們用邏輯學來稱呼印度的因明理論一樣,或者用哲學和宗教來稱呼佛學一樣,這才是不知不覺的歐洲中心主義。
還是讓我們回到古希臘哲學上來﹗在哲學產生的同時,甚至可以說是在哲學產生之前,智者學派 [Sophists] 就已經形成了。究竟是「同時」還是「之前」,這取決於我們將希臘哲學的開端看作是以泰勒士 [Thales, 西元前六四○ - 至五四六年]為始,還是以巴曼尼德斯 [Parmenides](公元前五一○ - 四五○年)、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公元前五百年前後)和蘇格拉底 [Socrates](公元前四七○ - 三九九年)為始。按照狄爾泰 [Dilthey] 的看法,哲學作為一種精神活動的特定範圍起源於蘇格拉底。而智者學派的創始者是普羅塔哥拉 [Protagoras](公元前四八五 - 四一五年),他與後面提到的三人基本是同時代人,智者學派從一開始便成為哲學的永恒對手。
在這段足夠漫長的時間裏,希臘思想與其他文化的結合為甚麼沒有能夠產生出以後類似於歐洲文化或西方文明一類的結果?希臘文化為甚麼沒有在其他文化圈中引發出類似歐洲那樣的「新代」(Neuzeit,亦即近代)對「前代」(Vorzeit,亦即中世紀)的截然反叛和背離?在這個問題中自然絞纏著各種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或者可以根據對交互文化史的發掘而將拉丁文化對希臘文化的接受和復興歸諸於君士坦丁堡希臘逃亡者的中介;歸諸於當時充分得到發展的亞洲文化以及東正教文化屢遭蒙古或土耳其游牧民族的侵略,而中歐和西歐卻能夠得以幸免,從而有相對穩定的時間來對希臘的思想文化進行消化;歸諸於當時西羅馬天主教文化、拜占庭文化(東羅馬帝國文化)和撒拉遜文化(阿拉伯文化)這三者在意大利北部的交會融合。我們也可以從觀念發生的角度去關注希臘化時期各種哲學在古希臘與拉丁思想之間所提供的中介作用,例如斯多亞學派對形式邏輯學說的傳承與發揮,懷疑主義對存在與顯象的兩分,新畢達戈拉斯主義與新柏拉圖主義對理念論的推崇與強調等等。我們還可以用基督教這個特殊的社會現象來解釋知識因素在歐洲、尤其在當時的意大利所受到的特別寵幸;或者可以在中世紀教會對人性的過分壓抑之事實中發現物極必反的原因。自然,我們同樣可以忽略這些在古希臘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通中也或多或少可以遭遇到的偶然的經驗因素和散落的觀念成份,而去用本質把握的方式來進行人的深層結構方面的說明,例如像海德格爾那樣通過對人的「基本情緒」的描述分析來闡釋在古希臘人與以後的歐洲人之間所存在的文化情感的共通性。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