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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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改革委員會屬下的私隱問題

小組委員會建議成立的報評會，運作性質近乎一個審裁處，有受理投訴權、有主動進行調查權、及作出裁決權，可以向被裁定嚴重違反私隱守則的報章或雜誌處以罰款。

建議並提出由行政長官指派一名人士委任一個三人的委任委員會，再由委員會委任報評會的成員。這無疑是變相由行政長官委任一個政府的報評會，來規管報界的操守。令人擔心，此例一開，政府會借更多藉口，訂定更多準則，這些不准報、那些不准報；這些不准說，逐步干預我們珍貴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其實，諮詢文件所提及的其他司法管轄區，包括英國、美國、澳洲、德國等國家，他們都不是用立法或審裁處的形式去監管報界，而是用自律機制來作出規範，由業界自發組成報業評議會，加入來自不同階層的公眾人士作評議會委員，包括法官、資深律師、學者、神職人員、校長等。這些自發機構除了維護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為己任外，亦接受和處理涉及報刊的投訴，不僅限於保障私隱問題，還包括失實報導，不公平報導等等的傳媒責任，對有效監察傳媒操守來說，內容更廣泛和全面。

不可容許干預新聞自由的先例

自律組織與小組委員會建議的立法規管最主要不同的是，自律組織在調查投訴並作出裁決後，只可對違規者予以譴責，要求各報刊發表聲明，及要求被投訴的報刊登道歉啟事，是道義上責任，與法定的罰款賠償責任不同。

事實上，世界整體趨勢是政府不會隨便對印刷媒介的內容作出干預，在印刷媒介中，一般的做法是要求它們作出自律。

法改會的小組委員會在諮詢文件中強調，「立法規管傳媒一事不是嶄新意念。……香港的廣播業受一個法定的獨立組織規管……廣管局的成功例子，正好顯示新聞自由與法律規管並非互不相容……」。

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廣播媒界需要採取這種規管模式，是有其特殊原因和歷史因素，如電台、電視台是利用大氣電波有限的資源，而廣播媒介內聲音和影像的效果容易深入民間等等。如果要將管制廣播媒介的模式引申到報刊上，強行由第三者為印刷媒介預設界限，將是一個很重大的社會價值觀的改變。我們要規管所有的印刷刊物嗎？我們要規管發展迅速的資訊傳播媒介嗎？

民主黨認為，要建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保障私隱，以及良好道德的社會風氣，不單是傳媒的責任，也是讀者的責任，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關係。讀者對報導有批判能力，對報格有更高情操的要求，而摒棄色情、暴力，以及侵犯私隱的報導時，報界亦會自動調節，自我約制。因此，我們現在就要積極推行有關傳媒辨識的教育工作，培育報章雜誌的讀者對傳媒的認知，提升他們的鑑賞品味，積極參與監察傳媒的工作。

總括而言，民主黨認為在保障私隱方面，對受委屈者而言，應透過民事訴訟，由法庭裁決，判以應得賠償，會是有效和公平的處理方法。所以民主黨認為小組建議對有關保障私隱的民事責任作出檢討，是可取的方向。

至於回應社會對傳媒操守關注的問題，民主黨認為由業界自發組織，加入公眾人士，設立一個自律機構來處理投訴，讓社會大眾參與監察傳媒的工作，既可收監察和教育之效。由一個有公眾參與及具公信力的民間組織，對個別報導予以譴責，對報界同業其實亦有一定的輿論壓力。

今日的香港，我們已缺乏民主的制度去制衡行政機關，行政權力正無限膨脹，我們是極需要有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來協助社會人士去監察政府。對於政府會侵犯這第四權力的任何行徑，我們都要有高度警覺。因此，民主黨反對成立由政府委任的報業評議會，以一個審裁處的運作模式立法規管報業。

何俊仁議員修訂《辨識教育》動議的議案內容如下：

本會敦促當局全面推廣傳媒辨識教育，並反對成立由政府委任的報業評議會，期望傳媒盡快設立有效的自律機制，以維護言論和新聞自由、保障個人私隱及維護社會道德。

上述議案以39票贊成，6 票棄權，無人反對下，議案獲得通過。

法改會建議成立私隱評議會，明顯將檢討焦點放在私隱問題上。不過，新聞界的回應策略卻是重新聞自由，而輕私隱。它們似乎認為私隱不過是政府為了向新聞界進攻而選擇的缺口。不過，要阻止敵人長軀直進，最佳的防守豈不是堵塞漏洞嗎？漠視缺口的存在，義正辭嚴地強調領土神聖，只能令人覺得新聞界身嬌肉貴兼且食古不化。

    侵犯私隱的問題不嚴重嗎？香港沒有秘密警察，卻一樣有人被全天候監視，以至足不出戶。尋常百姓不知何月何日打開報紙，也可能發現自己的容貌特徵急然見報，成為大眾消遣娛樂的一部份，並要接受無聊得令人生厭的嘲弄揶揄。侵犯私隱不單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老問題。早在九六年，就有演藝界人士發起行動，拒絕接受記者訪問三天，以表達對侵犯藝人私隱的不滿，只是後來事件不了了之。

    有人說，私隱被限制的，多數是藝人。藝人是公眾人物，私隱當然不能像平常人一樣多。更有一種奇怪的論點認為，藝人既然選擇這一行業，「食得鹹魚抵得喝」，不能抱怨。這個論點除了令偷窺者心安理得之外，實在不知所謂。難道我們可以對大陸的政治異見份子說，「食得鹹魚抵得喝」，自由被侵犯也不能抱怨了。侵犯私隱並不是一個量的問題，而是一個有關基本權利的問題。在一個自由社會裡，就算是一個人的私隱，也不能被無理剝奪。再者，私隱被侵犯絕對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在一種狂熱的偷窺文化底下，近年所謂公眾人物已沒有任何客觀標準，而只能由市場來決定。傳媒最近更大攪株連，以至鍾鎮濤的前妻的前度男友的女兒惹在官非，也要活在舖天蓋地的公眾厭力之下。在這種情況下，侵犯私隱的問題已成為真正的眾人之事了。

    當然，我願意相信，新聞自由並不必然帶來侵犯私隱的問題。所以，解決侵犯私隱的問題，也不必然要以限制新聞自由為條件。不過，面對現實，為甚麼近年香港的新聞自由總是導至侵犯私隱的問題日益嚴重，以至法改會建議成立私隱評議會以來，獲得甚多市民的支持？答案是，香港的新聞自由其實只是傳媒老闆的自由，而非新聞專業的自由。對於新聞界，新聞自由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是民主的保護神，是制衡政府的第四權。不過，傳媒老闆會關心這些高調嗎？對精明的生意人來說，新聞自由是報業資本運作所必須的條件。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震撼性的報導，就不賣紙或沒有收視，就不能保証已經投入的資本有理想的回報，就不再有人有興趣投資報業。新聞專業本身具備清楚的守則，並且強調自律和社會責任。不過，一廂情願地要求傳媒老闆在面對市場競爭時講求自律和社會責任，特別是在香港報業生態如此惡劣，競爭如此激烈的情況下，就難受令人笑掉大牙了。當法改會的建議正在進行公眾討論的時候，出現電視台以藝人報導新聞，兼且加插娛樂新聞的報導，只能令人更加相信，傳媒改革已經到了沒有外力插手，難以有效貫徹的地步了。

    香港社會素來以自由為榮，亦努力珍惜現在的自由。但是，我們怎樣去保護自由呢？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對自由的最大威脅來自政府的專權。要捍衛自由，就必須竭力反對政府在任何領域以任何形式的介入。不過，自由社會所面對的挑戰，不單是約制政府的權力。正如近代自由主義的宗師，《自由論》的作者彌爾所言，自由社會所面對的挑戰，更是平衡不同人的自由。就香港的新聞自由而言，真正的問題恐怕更多是怎樣平衡新聞團體的自由與傳媒老闆的自由，或專業的自由與經濟的自由。九十年代以來，傳媒所面對的問題，包括資訊娛樂化，新聞公信力下降，侵犯私隱等等，其實很大程度是香港報業生態急速改變，舊報退出，新報加入，加上市場出現割喉式減價戰，競爭愈趨激烈，以至新聞團體與傳媒老闆的傳統分權與平衡，難以維持。新聞工作者就像被匆忙押上一列急速奔馳的列車，還一廂情願以為列車正向自己所想像的方向前進。

    正如信報十月xx日的社論所言，九十年代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來自部份傳媒老闆。新聞工作者與其反對政府對新聞界的監管，不如反省一下新聞專業與傳媒老闆一定站在同一線，專業的自由與經濟的自由必然沒有衝突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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