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

1989年春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中，中國政府使用軍隊驅散示威學生，這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情緒震撼。香港華人採用了多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示威學生的支持及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其中最矚目的是有為數約一百萬的香港華人自發地上街遊行。這類大規模的香港華人的政治積極性表現雖然為時甚短，但它在香港歷史上卻是絕無僅有的。而這也是海外中國人對中國政府採取最具抗爭性的一次群眾行動。香港華人對「六四事件」的強烈反應，毫無疑問地與香港即將回歸中國這一事實及其所引發的憂慮、徬徨與抑鬱有關；這些反應反映了香港華人對中國的明顯認同。「六四事件」也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的集中與清晰表現提供了一個黃金機會。反過來說，香港華人在經歷這個使人痛心的事件中所取得的共同經驗，也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感。

　　「香港人」在「六四事件」所引發的群眾行動中，比「中國人」擔當了一個更突出的角色。在1992a年及1993年的調查中，我們詢問被訪者有沒有參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的遊行和集會活動。在1992a年，有較大比例的「香港人」（25.9%）（「中國人」的比例為18.8%）承認他們曾經參與那些活動。在1993年的相關數字則分別為26.6%及18.2%。兩項調查的數字十分接近。此外，1992a年的調查發現，「香港人」較「中國人」（63%對59.5%）更多留意報章上有關「六四事件」的報導、更多留意電視與電台對該事件的廣播（68.6%對68.3%）、及更多（32.8% 　　對29.3%）與朋友及親戚討論該事件（32.8%對29.3%）。不過，在1989年以後，「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熱情明顯比「中國人」冷卻得快。在1992a年的調查中，分別只有5.6%、3%及1%的「香港人」表示他們曾經參與紀念「六四事件」一周年、兩周年及三周年的遊行與集合活動，而與「中國人」有關的數字則分別為7.3%、3.6%及2.4%。這些發現顯示，隨著該事件所激發的巨大憤慨感的消逝，只有「中國人」對中國較高程度的情感連繫，才可以發揮使人們堅持參與的 作用。

　　雖然「香港人」及「中國人」都以反對社會主義政權的角度來理解「六四事件」，不過「中國人」依然比「香港人」較少同情北京學生。1992a年的調查發現，10.3%的「香港人」把「六四事件」理解為北京居民及學生所發起的暴亂，而同意此觀點的「中國人」則有13.1%。21.6%的「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小撮人在搞事，但卻有30.5%的「中國人」這樣想。「香港人」當中有16.7%同意「六四事件」只是一件意外的事，暗示無人須要對此承擔責任，但卻有19.3%的「中國人」持此看法。「香港人」中有多達86.1%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個中國政府處理失當的事件，但這樣認為的「中國人」則比例較小（73.1%）。同樣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乃血腥鎮壓，但「中國人」中持此意見者則比例較小（76.6%）。

　　不過，當「六四事件」所引發的激情沉寂之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人」反而較「香港人」更能以務實態度對待「六四事件」。他們顯然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特別考慮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在1992a年的調查中，有較小部分（28.9%）的「香港人」（「中國人」的比例則為35%）同意「為了香港的安定繁榮，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與「中國人」（35.2%）相比，「香港人」（29%）較少同意「為了中港的良好關係，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如出一轍地，有較大部分的「香港人」（56.1%）（「中國人」的比例為45.4%）表示「我們應該繼續紀念六四的活動，直至中國政府釋放所有民運人士為止」。從不同身分認同的人對香港市民支援香港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成立的組織）的態度中，亦可看到同樣的差異。認為「支聯會」應該解散的「香港人」佔21.7%，但卻有28.9%的「中國人」持此態度。

　　香港華人──特別是那些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深為「六四事件」所震撼。他們充分感到彼此有著共同的政治命運，而這個政治命運又被看成是不明朗及悲哀的。在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突然變故，使他們不單對中國政府徹底失望，也使他們對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承諾失去信心。香港華人，特別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及政治熱情方面的突然流露，可以理解為一種香港認同感的生動反映。即使那些認同為「中國人」的人，也在相當程度上與「香港人」有共通之處。1989年因此可以被視為香港華人的地方意識形成過程中的里程碑。

六四事件，也稱八九民運（民主運動）、八九學運、六四屠殺、六四風波、八九民主運動、八九學潮、天安門屠殺、天安門事件、中國官方稱之為動亂，反革命暴亂，在此簡稱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以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和示威運動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具體數字不詳，存在從幾百到上千的各種說法）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

起因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3歲。中共中央表示哀悼，並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事件導火索是由於中國學生自發的 悼念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中共文件顯示，1987年，胡耀邦因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而被中共元老們要求辭職），但很快學生的紀念活動就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事件的起因有着更為深刻和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與當時國內、國外勢力的鬥爭和較量有關聯。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會

四·二六社論
4月25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4月27日，大約5萬名學生舉行遊行，警方保持剋制，雖然事前明令禁止遊行，但是在學生示威中並沒有採取堅決強制手段阻撓遊行活動。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整肅事件舉行遊行。

五四談話
5月4日，北高聯發動五四遊行活動，發表五四聲明，隨後就宣佈將從次日起結束罷課行 動。學生們的遊行活動到下午3點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時大多數人認為，在趙紫陽回到北京，親自處理學潮以後，事件應該就將結束。

5月16日，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涌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的情願要求。

5月20日，李鵬正式簽署戒嚴令，北京開始戒嚴。

5月21日，天安門廣場上出現數架軍用直升機，低空往複飛行，撒下大量用大號字印刷的李鵬講話傳單，引起了廣場上學生的騷動。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訪問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里在多倫多表示：「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5月23日，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再次舉行遊行示威活動。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無1人死亡。

5月25日，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鐵路等部門堅決制止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入北京。

5月26日，由於天氣炎熱，天安門廣場上的許多學生開始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樹蔭下。而同時，大量戒嚴部隊仍在北京市區周邊休整待命，準備隨時進城。

5月28日，天安門廣場上支起了一批從全國各地捐贈來的新帳篷。

5月29日，靜坐學生開始安裝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6月2日，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佈在天安門72小時有限絕食。

此外，6月4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杜憲着一襲黑衣、以沉痛的神態進行播音。此後不久，兩名主持人即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廣播電影電視部一名副部長因」支持動亂」、帶領中央電視臺等部門工作人員示威遊行被撤職。

六四尾聲
6月7日，由於戒嚴等多種原因，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本報啟事》，全文如下： 近來由於各種原因，本報每天印報所需紙張供應有困難，印出的報紙也運送不出去，已無庫房存放。為此，本報決定從今天起每天改出四個版（一版國內外要聞，二版國內新聞，三版國際新聞，四版綜合）。情況正常後即恢復出八個版。這個改變實屬不得已，請讀者諒解。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6月24日。由此可見當時北京的局勢還很不穩定。

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開始由自由化知識分子、領導階層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廣大民間共同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20世紀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上臺，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被北京政府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1988年，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的政論電視片《河殤》在中央電視臺公開播出，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思想前導。從世界範圍內看，六四運動並非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隨後不到一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不到5年的時間中發生了政權輪替，並改變了原有的政治體制。






事件記錄





起因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3歲。中共中央表示哀悼，並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事件導火索是由於中國學生自發的 悼念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中共文件顯示，1987年，胡耀邦因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而被中共元老們要求辭職），但很快學生的紀念活動就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事件的起因有著更為深刻和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與當時國內、國外勢力的鬥爭和較量有關聯。



4月16日，北京高校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上海大學生進行了街頭遊行活動，表示哀悼。






擴大


4月17日，天安門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的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活動中曾有警察試圖驅散群眾，但是沒有成功。整個活動在下午6點半和平結束。活動中有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員在廣場照相，部分學生還接受了採訪。到當天晚上，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的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約3,000人的學生隊伍從北京大學出發，向天安門廣場遊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據稱隊伍中有9輛外國使館車輛和一些外國記者隨行。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 官倒，公佈詳情。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 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 底平反。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上午8時，國務院信訪辦的一名官員出面，接見了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兩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見學生，這個要求在當天下午5時30分得到滿足。此期間學生們繼續靜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到晚上9點，廣場已經聚集大約2萬名學生。



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了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在上海，情況比較穩定，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經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學等高校的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但是也很快恢復平靜。在全國其他地區，主要是大城市，雖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種活動，但是多很快在平靜中收場。



但是在北京，情況正在失去控制。據稱，18日深夜，由於在新華門靜坐的學生只剩下數人，武裝警察將他們拖走時動手打人，被打學生回校廣播控訴，次日凌晨，千餘名學生開始向新華門聚集。



4月19日凌晨，有學生要求進入中南海獻花圈，並提交之前7點要求的請願信，武裝警察築成層層人牆，阻擋學生進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開始衝撞警方的人牆。趙紫陽在接到報告後，下令武警不得帶刺刀，避免傷害學生，但是同時要保衛新華門。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親自前往新華門部署有關事宜。同日，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並向遺體告別。19、20日兩天，新華門外學生繼續聚集，並且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自己組織學生會，廢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領導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他們希望能夠團結全北京市其他學校的學生，統一領導學生運動。會議還通過了《告北京高校書》，提議進行非暴力、不抵抗抗爭，採取罷課的形式爭取民主。當天，新華社就學生遊行和新華門外的衝突首次發表評論，稱「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次日，《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學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兩天前一名學生被武警打傷的事件，也有一些罷課學生阻擋另一些學生上課。當天在天安門廣場，繼續有學生抗議，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劇增，達到20萬人。廣場上有人發表各種政治演說，要求民主與自由。與此同時，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一封表達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但是未獲接受。在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當晚，數萬北京學生們提前進入天安門廣場，包括數百天津騎自行車來京的大學生。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會，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學生悼念活動。學生們提出3點要求：





請求靈樞繞廣場一周，讓同學們瞻仰胡耀邦遺容；

與總理李鵬對話；

官方報紙報導學生悼念活動。


學生這些要求最終都未能得到滿足。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獲准將學生準備的花圈送入人民大會堂，之後有3名學生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國徽下，中間的那個學生舉著一個很大的紙卷，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等話語，更多的廣場學生齊喊「站起來！」。曾有工作人員試圖將學生扶起。在追悼會期間，廣場上坐滿了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為防止學生和武裝警察的衝突，擔心警力不足，從外地調來軍隊維持廣場秩序，學生們在接近一晝夜的靜坐後無結果，情緒激憤，由於將近傍晚，擔心入夜出事，廣場上的學生代表作出撤離廣場並無限期罷課的決定，但學生對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追悼詞基本滿意，隨後學生們呼喊「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口號，開始從廣場撤離。



4月23日，趙紫陽按原定計划出訪朝鮮。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北京和全國各高校倡議，舉行無限期罷課活動。他們稱，整個事件已經轉變為全面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這場大規模遊行的焦點從「悼念胡耀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政府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版又全版報導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並論，日本共同社則稱，若工人也加入到學生隊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提出與國務院、北京市委的領導對話，雙方同意由15名學生代表與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人對話，可是最終因學生內部存在分歧，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對話，雙方對話流產。在上海，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央決定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臺的決定並同情學生遊行等內容。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但是遭到總編輯欽本立抵制，最終該報在原文處留白出版，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



同日，李鵬、楊尚昆等人到鄧小平住處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鄧小平對於將學生遊行定性為動亂表示贊同，並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D%E5%9B%9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D%E5%9B%9B%E4%BA%8B%E4%BB%B6&variant=zh-tw
六四事件 - Wikipedia

六四事件，也稱「八九民運」（民主運動）、「八九學運」（學生運動）、「六四屠殺」、「六四風波」、「八九民主運動」、「八九學潮」、「天安門屠殺」、「天安門事件」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稱之為「動亂」，「反革命暴亂」，近些年也改稱為「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在此簡稱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以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和示威運動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具體數字不詳，存在從幾百到上千的各種說法）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

目錄 ::
1 背景
2 事件記錄
2.1 起因
2.2 擴大
2.3 四·二六社論
2.4 五四談話
2.5 絕食
2.6 戒嚴
2.7 天安門清場
2.8 六四尾聲
2.9 十三屆四中全會及以後的事態
3 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發展
4 影響與評價
4.1 中國政府的反應及採取的措施
4.2 部分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
4.3 國內民眾、政治異見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應
4.4 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4.5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4.6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4.7 對香港的影響
5 其他國家地區和組織的聲明與制裁
6 相關史料及研究書目
7 參考文獻
8 參見

9外部連結:==>>
六四檔案
六四民運志
天安門
前線:天安門
天安門電影
時代周刊-"王維林"
《中國「六四」真相》
六四民運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悲壯的民運
血洗京華實錄
天安門母親
[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ategory:%E5%85%AD%E5%9B%9B%E4%BA%8B%E4%BB%B6&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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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1個條目。

六四事件
1989年天安門毛澤東像污損案
六四內部日記
天安門文件
天安門母親運動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李鵬下臺嵌字詩
民主女神
民主歌聲獻中華
熊焱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六四事件，也稱「八九民運」（民主運動）、「八九學運」（學生運動）、「六四屠殺」、「六四風波」、「八九民主運動」、「八九學潮」、「天安門屠殺」、「天安門事件」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稱之為「動亂」，「反革命暴亂」，近些年也改稱為「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在此簡稱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以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和示威運動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具體數字不詳，存在從幾百到上千的各種說法）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
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開始由自由化知識分子、領導階層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廣大民間共同進行的「思想解放」運動。20世紀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上臺，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被北京政府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1988年，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的政論電視片《河殤》在中央電視臺公開播出，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思想前導。從世界範圍內看，六四運動並非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隨後不到一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不到5年的時間中發生了政權輪替，並改變了原有的政治體制。
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由於國內外一系列的複雜因素（如共產黨缺乏改革經驗，左傾路線的殘餘，僵化的計劃經濟的束縛，貧富差距拉大，腐敗橫行，西方國家的遏制破壞等），中國剛剛起步的改革進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國內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連續兩任力主推進改革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因為對待自由化政策而半途下臺，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之後選擇有學術背景的江澤民作為繼任者。

為了應對六四事件之後，政治氣氛緊張，經濟發展停滯，民眾精神低落，國際社會孤立的困難局勢，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在經濟領域採取更加有效地改革來從根本上緩和國內外的各種矛盾，並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採取一系列被指責為侵犯人權的非常手段穩定局勢，在政治領域趨於保守。

江澤民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爾特斯採訪時，解釋說：「人民解放軍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剋制，事實證明，有近1000輛軍車，包括坦克被焚毀。如果我們不採取堅決措施，中國的首都將完全陷入混亂並導致全國性的災難。但是，我們應當從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訓，正如中國一句諺語所說的『吃一塹，長一智』。」 江澤民表示,防暴應該是警察部隊，而不是軍隊的管轄範圍。有必要進行更好的防暴訓練，並使用西方國家採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彈。但他也同時認為，國外的新聞報導內容使問題更加惡化，今後要加強控制，國家的穩定是最重要的。

針對「拒絕和自己的人民對話」 ，中國當局表示有各種各樣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同時承認「毋庸諱言，我們可能有缺點，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但是，我們在不斷的改進我們的工作。」

中國當局表示，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改革的戰略目標沒有變。公開聲明繼續民主法制建設，但強調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和軌道逐步進行，可以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做法，但決不能夠照搬。但政治改革之後一直處於停頓甚至倒退。

為打消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焦慮和擔憂，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重申了「一國兩制」的理念：「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你搞你的資本主義，『井水不犯河水』，我不會在港澳和臺灣搞社會主義，你也不要把資本主義的一套搬到內地來。」但有部分人認為這是中國不肯實行政治改革的藉口。

針對學生運動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佈對「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事情」規定「七項原則」，其中包括根除腐敗以及黨內裙帶關係。在接下來的2年裡，實行了許多條例以限制官員們範圍廣泛的特權：新年宴會降格為茶話會；旅行受到限制，不許在風景勝地召開會議；禁止公車私用，購買昂貴的進口轎車；削減年終獎金和發放物品等。但這類措施被人認為並沒有實施長久。

1992年初，鄧小平針對六四事件後放慢的改革速度，發表南巡講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繼續維持改革的方向。九二南巡極大的促進了國內的改革進程和社會發展，當年GDP增長即達到了最高的12.8％，並且從此一直保持了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準的發展速度。國內外局勢的大大改觀也使中國政府適當的放寬了對輿論的控制，同時非常有限度地允許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國外的學生回國。


影響與評價

中國政府的反應及採取的措施
中國官方對事件的說法經過了從「暴亂」到「動亂」最後到「風波」的轉變。更加中立而為外界所接受的說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說法：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社會動亂」；6·4戒嚴指揮部清場時稱為「反革命暴亂」；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為「嚴重的政治風波」，後統一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刻意淡化事件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影響。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國政府對於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評議不允許公開化。對死難者家屬的悼念亡靈的私人活動也進行騷擾和鎮壓。十余年來，儘管中國黨政領導人已有幾次公開面對海外媒體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質詢，但一直不正面回應評價當時的作為。2005年趙紫陽逝世的事件也沒有重筆墨地報導說明，中共對於六四的處理似乎遵循一種路線，即讓歷史去評價。

中國政府不允許人民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事件，公開在傳統媒體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紀念六四的活動在中國也被認為是相當危險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門廣場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預料的事件。

在中國現在使用的各種教材中，對六四事件的介紹少之又少，青年們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國高校使用的歷史教材中，對六四事件的原因是這樣分析的（原文）：

導致這場風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鄧小平後來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注：這段話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02頁）就國際大氣候來看，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他們加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已極其泛濫。就國內情況而言，首先是由於包括中央領導層少數領導在內的各級領導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偏差和失誤，使多年來思想戰線上渙散軟弱的狀況沒能得到根本扭轉，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嚴重地存在著精神文明建設「一手軟」的現象。其次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以權謀私，滋長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造成黨風和社會風氣惡化，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降低。再有，當時物價大幅度上漲、經濟秩序混亂，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之後，又面臨生活水準將有所下降的情形，這也使他們產生了某些不滿、誤解和怨氣。所有這些國際國內的因素，使一些熱衷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們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盤西化」和經濟上實行私有化，結果進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這場風波的規模之大、來勢之猛是1949年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它使黨和國家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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