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森新聞網 中國的知識分子何時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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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事物的是非必有論述,而論述必有其邏輯的根源,這個根源,筆者稱之為“是非主體”。
文明必有是非主體,是非主體的包容力愈大,文明發展的空間就愈大。例如基督教比同源的猶太教發展大,因為新約比舊約更具包容力。中國人也知“有容乃大。”,作為古時中國是非主體的“仁義思想”包容力很大,因此中華文明到了漢朝已經發展到了沙漠、大海的地理極限。
孔子以求真的精神理解了詩、書、禮、樂、易、春秋與時事之間的關係後,發展出來“仁義思想”,其實它就是一種以仁義為主體的是非論述。仁與義都是價值觀,以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愛與真,仁義為“是”,不仁不義為“非”,分明之至。仁義的論述起于“孝”,孝出於自然,故包容性很大,是以在近代西方鬥爭思想介入之前,中國一直都是多元社會。
是非主體的瓦解
四百年來,西方帝國主義者為了排除掠奪的障礙,倡導“社會進化論”,肯定“弱肉強食”,這個論述從知識界展開,與基督教和仁義思想的“生生不息”尖銳對立,然而發展至今,美國的基督教依然堅固,而仁義思想的主體地位早在五四運動時就已潰散,究其原因,乃因社會結構的不同。維護基督教的是教會,但維護仁義思想的卻是知識界自己,知識界反仁義,仁義非倒不可。因此中國的失去是非主體,知識界應負全責。
中國是非主體瓦解之後,中國人的習性依舊,老百姓還是習慣向知識分子問是非,惜知識分子已無是非,還迷惑于西方的“鬥爭論”,遂“包容”盡失,內鬥不斷,中國陷入長期不穩定的狀態。
現在知識分子最愛說的就是務實主義,例如鄧小平“摸著石子過河,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經濟論”,再就是“台獨”、“民主萬能”、“自由萬歲”等目標主義。但知識分子在鼓動人民奔向目標時,卻提不出行為上的是非標準,因此不管目標如何,社會的秩序都因百姓的迷惑而日趨混亂。
有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就有什麼樣的選民
以台灣民主為例,選民雖是民主政治的主人,卻還是愛聽知識分子的話,每次選舉前,知識分子各為其主,或謀劃、或獻策、或站臺、或為文、或開講,他們的行動與見解都成了選民投票的依據。因此選民最後的整體選擇,其實就等於是知識分子選邊角力後的結果。筆者常常聽到一些說法:“再壞的孩子,也還是自己的好。”,“失掉了政權,什麼都沒了。”,“贏者全拿。”。台灣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已經默認了“只要達成目標,有什麼不可以?”。筆者曾經寫過一篇名為:“敬告媒體:選舉不是戰爭。”的文章,希望糾正一下選舉的概念,結果無效,“選戰”還是挂在知識分子的嘴邊。試問,既是戰爭,“兵不厭詐”、“無所不用其極”,豈不全是可以接受的手段了。
筆者最近參加台北某個“民主”討論會,會上不滿陳水扁的人很多,主持人一開始就宣稱:“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主。”,話雖不錯,但更深一層的想,在中華文化的社會裏,“有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就有什麼樣的選民。”,似乎更為正確。
中國的知識分子何時覺醒?
台灣的民主拼成不堪的局面,大陸的政治內外矛盾,經濟也拼出許多問題,歸根究底,就是缺乏是非主體。
中國人要復興,關鍵在於找回“仁義”的是非主體,為此,卻不得不依靠推倒“仁義”的知識分子,因為中國百姓的儒家習性牢不可破,還是愛聽知識分子的話。但是,嗚呼哀哉,不知中國的知識分子何時才能覺醒?(作者 葛壽農 哥倫比亞大學工程科學博士,主修作業研究學。曾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現為獨立管理科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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