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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5日訊】每到春節，總忘不了在大陸的時侯，除夕夜的廣播和電視中都要播出一出戲：《白毛女》。
說起《白毛女》，即使在港、台和海外華人中，听說過這出戲的恐怕也不少。它問世于抗戰后期的華北"根据地"，說的是這么一個故事：佃戶楊白勞因還不起地主黃世仁的債被逼自盡，其女儿喜儿被用來抵債，被迫到黃家做工，遭黃奸污，后逃進深山，以廟中供果充飢，頭發變白，被迷信的村民稱為"白毛仙姑"。后來喜儿由過去的戀人，現已參加八路軍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開斗爭大會，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想當年，解放軍打到哪里這出戲就演到那里，它的上演成了白与黑、善与惡的分水岭：從此一個"舊"中國結束，一個"新"社會開始。歷史上從沒有任何一出戲享受過如此殊榮，在朝代更迭中產生過如此大影響。然而，若是細究它的由來，揭開其"創作"過程的內幕，還有很多應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說這個題材的由來。晉察冀一帶民間好几百年就一直流傳著一個"白毛仙姑"在夜間顯靈向村民索要獻供的傳說(大陸《人民政協報》1993年7月13日曾載流沙河先生的長文詳細考證古籍中的這一傳說得流變)。抗戰時，有些"根据地"的"斗爭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其原因就是村民們晚上都去給"仙姑"進貢，使得斗爭會場冷冷清清。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這個題材，為配合"斗爭：需要，把村民們從奶奶廟里拉回來，他編了一個民間傳奇，期主題是"破除迷信，發動群眾"，此為《白毛女》的鄒形。

其次說它的演變。延安的政治嗅覺高度靈敏的文人對這題材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滿，他們組織了以賀敬之為首的創作班子，冥思苦想，無中生有地發掘其政治意義，終于將它升格為一部表現"階級斗爭"主題--即地主壓迫農民，農民起而反抗的戲劇。此為《白毛女》創作過程中的第一次"飛躍"。

1948年8月，周楊建議將這出戲作為向中共"七大"的獻禮，對其主題再次"提煉"，這回歸納的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可別小瞧這十六個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極度的夸張不但沒有導致對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極其切合改朝換代之際，民間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對"舊"的憎恨和對"新"德期盼，稱得上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杰作。

當時中共高層對這出戲非常關心：時值抗戰尾聲，民心所向將決定"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這出戲將中國划為陰陽兩重天，雖然神神鬼鬼但卻据說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難辨，因而被視為宣傳戰中的一顆重磅炸彈。毛澤東親自示意戲的結尾要反應中共政策的轉變，即"土地要分掉，黃世仁要槍斃"。因為抗戰要結束，"減租減息"和"團結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階級"所取代了。

善良天真的人們往往對這出戲的所謂"真人真事"的背景深信不疑，對很多人來說，盡管他們身邊沒有"黃世仁"也沒有喜儿，但他們卻認為這不過是自己的孤陋寡聞罷了，在那一半"黑暗的舊中國"，這樣的悲劇一定多如牛毛。

确實，多少年來中國的觀眾，特別是農民，習慣于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單純的故事(盡管故事中可能含著某种理念)，有誰會想到一處鼓吹懲惡楊善的背后有如此复雜的政治背景呢？有誰想到自己作為觀眾的義憤填膺恰好是某個党派所精心策划和一手操縱的結果呢？這就是政治宣傳和藝術創作相結合所產生的特殊效果，它虛构出了地獄和天堂，對現實加以鬼化和神化，從而激起純朴民眾的義憤和熱望。應該承認這是20世紀的奇跡，也只有深懂人性的弱點，絕無道德的顧慮，不擇手段只為奪取權力的宣傳老手才能做到這一點。

除了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組織觀看、大肆宣傳以造成特殊轟動效應之外，《白毛女》的成功從文化傳統上來說，是利用了歷史上"仇富"的民眾心理(《白毛女》每改一稿，黃家地主的形像便猙獰几分，到最后完全變成惡的化身和符號)，它把富裕等同于罪惡，貧窮等同于正義，以求得一种心理平衡和感情發泄。

在藝術上，《白毛女》對傳統也頗多借鑒。它的情節沿襲了民間文學中冤冤相報，佳人落難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容易賺取鄉愚村陋廉价的眼淚。其音樂更是优美動听，然而它卻多半挪自河北、山西一帶現成的、流傳很久的民間音樂，如《小白菜》、《青陽傳》和另外的一些梆子戲的曲調。《北風吹》和《扎紅頭繩》這些最著名的段子便是原調抄來，毫不走樣。 ...................

賣豆腐換來一根紅頭繩就使楊白勞和喜兒感到一位佃農的幸福。

好好!好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