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答案
1627年,荷兰传教士首先入台传播新教,在武装后盾的压力下,数千名台湾土著居民受洗。1661年郑成功复台,荷兰传教士被逐,当地受洗者本不坚定的信仰也划上了一个句号。200余年后的1865年,苏格兰长老会派马雅各等从台湾南部登陆;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马偕牧师医生到达台湾北部“开荒”。两个长老会的势力南北对进,传教成绩颇佳,使长老会成为台湾历史最长、信徒最多的新教教派。除长老会外,整个日据时期只有产生于大陆的真耶稣教会和日本的圣洁教会传入台湾,其中真耶稣教会的发展也比较迅速。1945年以后,新教其他一些教派陆续入台;1945年大陆解放,大量外籍传教士迁移到台湾,长老会一家“独尊”的局面遂被打破。目前,全台湾新教系统的不同教派有100个左右,登记教堂1867个(1991年底),教职人员12893名,登记信徒519731人。在1991年一年当中,台湾新教各教会共做礼拜117640次,平均每次有教友120人参加;举行布道会4194次,经常性查经活动77802次,教义研习活动9078次,平均每次参加的信徒人数分别为142人、32人和44人。各教会共设有图书馆626个,康乐中心442个,幼稚园209个,出版刊物1290种;还办有多所大中小学和专科学校,以及医疗慈善机构,其中长老教会的马偕纪念医院最为知名。1991年,台湾基督教会经济收入为新台币33.86498亿元,是仅次于道、佛两教的第三富户。台湾基督教超教派组织有“中华民国基督教会协会”、“中华民国福音联谊会”、“基督徒从业人员协会”、“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基甸会”,及“男女青年会”等。国民党“中评委”郭哲现任“基督教会协会”理事长。
1949年以后从大陆或海外进入台湾的基督教教派,几乎都属福音派,普遍重视传统的传播“福音”和个人的“灵修”活动。它们或者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或者对政治事务缺少兴趣,其“社会关怀”仅仅表现在医疗、教育、救济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广泛国际背景和自由派神学基础、信徒主体是台湾本地人士的台湾长老会,就以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不同一般的“社会关怀”,而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台湾长老教会于1951年实现了南北两个长老会的联合,成立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其组织形式采取以总会、中会、堂会为主的三级代议制。总会为最高代表机构,设正副议长、正副书记、正副会计各1人。议长任期一年,1994年第41届年会选出的议长是陈胜三牧师。总会闭会期间事务由常置委员会管理,设总干事负责。总会出版周刊《台湾教会公报》。中会是地区性组织,台湾范围内有16个,亦设正副议长、书记及会计,议员由下属堂会的长老、执事和宣教师组成。堂会是以各个教堂为中心的基层组织。教堂长老、执事由信徒推选。目前,长老教会教徒超过21万,教堂超过1100座。教徒中,台湾本地人最多,年龄15至39岁的人最多,职业以公务人员最多,商人次之,北部教徒较南部为多,平均文化程度较高。李登辉本人也是长老教会的信徒。
台湾长老教会总会实权掌握在总干事手里。前总干事高俊明任此职达19年(1970?989),继任总干事为杨启寿。正是在高俊明任职期间,由于岛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国际势力的插手,台湾长老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了一再升级的政治冲突。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台独”问题上。
1971年12月29日,长老教会发表《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援引西德模式,建议当局“彻底革新内政”,“作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选”。1975年11月18日,发表《我们的呼吁》,再度强调《国是声明》的内容,提出教会要“积极关心我国政治前 途”,“促请政府诚意地推行民主政治”。1977年8月16日,又发表《人权宣言》,宣称“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并公然要求当局“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进入80年代,长老教会的政治活动从口头向街头发展,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高喊“台独”口号,与所谓“党外”的和岛外的“台独”声浪连成一气。1986年,民进党成立,其领导集团中许多人是长老会教徒,陆续进入台湾“国大”和“立法院”的民进党籍人士也多有长老教会背景,长老教会在台湾政治中的一部分“特异功能”转由民进党出面承担。1990年,在国民党内某些力量的纵容下,民进党将“台独”列入党纲,走上了一条分裂国土的“不归路”;长老教会的部分骨干处处为之呐喊助阵,《台湾教会公报》上的“台独”宣传更加肆无忌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日益演变为一个政治性的宗教团体。
台湾长老教会的作法,还给另外一些宗教组织和教徒提供了“样板”。新教内部有新约教会向国民党当局“暴政”发难,虽然是由于坚持其“异端”信仰而非支持“台独”,但其行动之激烈程度更甚于长老教会,令当局深感棘手;一向顺从当局的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由教徒组成的“人权小组”,1991年9月参与发起民进党组织的“台湾重返联合国”游行;某些台湾省籍年轻一代佛教徒也提出“佛教值得向基督教长老教会学习政治见识”,甚至认为佛教界应“有心胸包容主张(台湾)独立者”。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来自宗教方面的表演者将更多地登场,从长老教会开始的台湾政教双方正面冲突以及教教、教内政见性冲突,将在更大范围内和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持续进行下去。
不过,应当指出,台湾长老教会上层人物和很多不赞同“积极关心政治”的信徒,对“台独”的态度并非全都认同。不少信徒对于少数把持教会权力者以教会名义发表政治性言论颇为不满。长老教会中,中产阶级信徒占有很大比例。信徒经济收入的殷实,使长老教会在财政上大蒙其惠。教会面向社会的许多“关怀”工作,就是在雄厚财力的支持下开展的。而保障既得经济利益,又是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出发点,这种求稳怕乱的心态,对长老教会内一部分政治活跃分子的行为趋向不能不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因此,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最后会走到哪一步,还可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