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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煬帝的功與過
隋代之速亡,煬帝固然難辭其咎。但唐代及以後之史臣,或因時代因素,為取悅於當朝之人主,不免故意貶損煬帝,雜有私心,不是公平之論。如煬帝之開運河,建東都,巡幸四方,均是有其客觀之歷史意義,而不能盡說成是煬帝自大奢侈心理之表現。現試為這幾方面作一平情之論。
隋煬帝的殘暴統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顧人民死活,濫用民力,無休無止地徵發人民擔負徭役。煬帝修建東都洛陽時,每月役使二百萬人,由于勞役過重,人民死者佔十分之四五。又徵發百餘萬人修築長城,人民死者大半。至于開鑿運河所用的民力更多,以致男子服役不夠,又徵婦女服役。此外,隋煬帝三游江都(今江蘇揚州),所徵民夫也不少,如第一次游江都時,僅挽船夫就用了八萬人。
第二,窮奢極侈,揮霍無度,無窮無盡地搜括與浪費民財。隋煬帝在東都洛陽建造西苑,周圍二百里,苑內有人工海,周圍十餘里,沿海築有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他在位十四年間,東西巡游,無時休息,留居一城不過一年。他每次巡游,都是興師動眾,有十餘萬人隨從,沿途一切消耗,都由各州縣供給。特別是第一次游江都時,他率領諸王、百官、后妃、宮女等一、二十萬人,船隊首尾相接長達二百餘里,凡所經過州縣,五百里內都要貢獻食物,吃不完的臨走時都丟掉。所有這些活動,不知搜括和浪費了人民多少財富。
第三,窮兵黷武,三次進攻高麗,加重人民的賦役負擔。隋煬以高麗王不肯入朝,連續三次大舉進攻高麗。第一次在公元612年,由涿郡出軍,軍隊總數一百一十三萬餘人,號稱二百萬。而運輸糧餉器械的民夫,約有二百多萬。但這次戰爭的結果卻是大敗,計有十餘萬人渡過鴨綠江,生還者僅二千七百人。第二次進攻高麗,在公元613年,這次戰爭無結果,因為國內發生楊玄感反隋的事件,隋煬帝倉忙從高麗前線撤軍而歸。第三次進攻高麗,在公元614年,此時國內起義反隋事件已如火如荼,這次戰爭以高麗議和結束。
隋煬帝大興勞民傷財的土本工程,發動「掃地為兵」的對外戰爭,各地農民被徵發來擔負徭役和兵役的不計其數,農村的勞動力幾乎被抽空了,農業生產大受破壞,耕稼失時,土地荒蕪。同時,隋煬帝時賦稅也大為加重了,廣大人民要預交未來十年賦稅。因此人民到了家蕩產、求生不得的地步,除了實行反抗以推翻隋朝統治之外,再沒有別的生路可走了。
但是若謂隋煬帝之種種建置與措施,均是個人窮奢極侈之表現,則是脫離歷史事實的。
首先是開運河,前人以為是「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因此是亡國的虐政。但實際上煬帝之建運河,目的不在於個人游玩,而是有多重之現實目的。
煬帝建運河的首要目的是要加緊控制江南地區。因為隋代是繼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後建立的統一王朝.因此如何加強統一是一個最重要的時代問題。在隋朝平陳時,江南士族不肯接受隋朝的統治,統一全國後,江南地方又先後有多次的反叛,如王仲宣,蕭世略,李光仕等,都先後反隋。為了統治不服從的南人,隋文帝時派晉王廣(日後之煬帝)為揚州總管,鎮江都,又禁止南人私造大船,其大船都充入官府。至煬帝即位,一面收買南人之心,但要進一步加強對江南之控制,開運河是必不可少之事。因為運河可以有效地輸送軍隊和物資,打破南北水系的阻隔。
開運河之第二目的是要連結政治和經濟重心。按在隋代時,經濟重心已南移,但政治中心仍需留在北方(長安),因為隋代的主要敵人來自西北方。這樣,政治和經濟重心就被隔裂,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巨大的經濟問題(如中央需要大量的糧食補充),如運輸不穩定,會造成政治的不安。隋煬帝要把兩固重心連起來,鞏固隋之統一,必然要開通南北的運河。而日後的考古發現亦證明隋代中央主要的糧食都是南來的租米。
後人評論煬帝之開運河,以其曾多次借此巡幸江南,於是便主觀地以為煬帝開運河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方便皇帝的遊玩和巡幸,故是不恤民命之暴政。這些狹隘,不全面的觀點,好可能是昔日的史臣為了婉諫君主而發。(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鑑),而不是實事求是之態度。
對於建東都洛陽,前人也指為煬帝之暴政,是他窮奢極欲的表現。但這都不是事實。我們首先要分析煬帝建東都之客觀原因。從經濟上看,關中的長安地區不如洛陽。因為關中地區耕地有限,所產不足以供京師,而洛陽處在平原,物產豐富,建都洛陽可解決糧食問題。從政治和國防上看,洛陽也比關中優勝。因為開中闢處西北,與各地之距離較遠,而且外族橫伺,如突厥和吐谷渾,容易造成對首都的直接威脅。而對於江南地區,關中也有鞭長莫及之嘆。但洛陽居全國之中心,四通八達,既免外族入侵之威脅,也便于和全國聯繫,可以加強中央集權。而且建都洛陽,可以減輕農民漕運的痛苦和生命財產的犧牲,節省了漕運的開支,及人力物力之消耗,所以從長遠來說,煬帝之建東都洛陽不能不可說是一種興除弊之政。
最後是有關煬帝巡幸之事。歷來史家只誇大其隨幸人數之眾,所費之不菲,而沒有著眼於當時之國內外形勢,而不能看清煬帝不遑寧居之目的。我們先要指出煬帝之巡幸不是純享受之樂事,不是貪戀江南風光。因為煬帝數之巡幸曾遇上突厥之圍攻,所以巡幸是一冒險之事,有如御駕親征一般。其實煬之巡幸是有其政治之目的。
煬帝巡幸之目的之一是要求治。煬帝在執政前期仍是一勵精求治之君主,有求治圖強之精神,如即位巡幸淮海,下詔百姓上書言事,揭發侵害百姓之地方官。目的之二是要加強對各地的控制,嚴查州縣謀反亂政的動向。案煬帝出巡之地方均是也認為容易發生變亂之地,如多次巡幸江南,顯然與江南形勢不安有關,又巡幸舊齊之地也是防範反叛。另外,煬帝巡幸邊塞,目的在於防止邊患。煬帝多次往返東北至西北的沿線,是要防範西突厥和吐容渾之入侵。如有一次,煬帝發現高麗使者出現在東厥啟民可汗之牙帳之內,令他懷疑東突厥與高麗勾結。因此,煬帝此行的目的是要監視東突厥,加強控制邊防。
煬帝出巡,史載其極之奢華,這固然加重百姓之負擔,但亦有其政治上之作用,因為他可以在巡幸中大顯皇帝的尊威,借此顯示中央集權之強大。以上可見,煬帝之巡幸並非是求私欲,而是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故巡幸是他鞏固中央集權和全國統一的一種措施。
總結:
其實煬帝在歷史有其功過,但可惜歷來歷史學家把煬帝塑造成一個暴君之形象,不外以其開運河,建東都,四方巡幸為民之虐政。但都是缺乏一全面細緻之分析。如司馬光之<資治通鑑>往往突出暴君之形象,褒貶人物,而有意無意間借題發揮,多少歪曲了煬帝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