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為何要把刺客寫列傳

在司馬遷筆下的刺客,並不是今天為錢而賣命的人,而是肩負偉大理想及抱負的，不仿參考下面文字,或許有些啟發

《刺客列傳》一共寫了五位刺客，皆人中豪傑之士，個性卻各不相同。
《史記》中記載了春秋、戰國時代五位知名的「刺客」：紀元前七世紀，在齊桓公面前揮舞短劍，逼其歸還強佔之領土的魯將曹沫；紀元前六世紀，因王位之爭而幫公子光刺殺吳王寮的一介平民專諸；紀元前五世紀，為舊主智伯復仇的豫讓；紀元前四世紀，刺殺韓相俠累的聶政；及紀元前三世紀，暗殺始皇帝不成的荊軻。

這幾個人，「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他們的俠義行為，所根據的，是「為知己者用」，而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有一股慷慨之氣。好比千里馬遇到伯樂，必定大喊快哉，終於有大展拳腳的機會了。就是這種受重視的感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了，而刺客們對於這份知遇之情甚至看得比生命還重，因此使曹沫不顧自身安危在敵軍環繞下劫持齊桓公；使專諸豁出性命刺殺吳王僚；使豫讓入宮塗廁，漆身吞炭，行乞於市，只為報智伯；使聶政刺死俠累後，「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以免連累嚴仲子和姊姊；使荊軻義無反顧，慷慨入秦赴死。「刺客本色」，莫過於那股視死如歸、豪氣干雲的氣勢。
連風格一向平淡的陶淵明，在讀完太史公的〈刺客列傳〉後，不禁也被刺客們悲壯慷慨的情懷所感動，而在其詠史詩〈詠荊軻〉篇中，露出了豪放的本相：「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沖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在詩人簡勁的勾勒下，塑造出荊軻這一個剷強鋤暴的英雄人物。

《荊軻傳》
軻之刺秦，是出於一心繫國家安危、生靈塗炭的正義，出於反抗暴政、存亡續絕的公心，而不是什麼「報丹」的私義。明乎此，才不致扭曲荊軻高大的歷史形象，唐突古代英雄。
司馬遷傳寫此輩人物，總是飽蓄崇敬的感情；殘暴的統治者儘管有那麼多的屠刀，反抗者是殺不絕的。人民要報仇，要消滅他們的決心是阻止不了的。這是對荊軻刺秦的社會意義、歷史意義最好的概括──人民永遠不會饒恕暴君！

中國史學缺少活生生的“傳”

在談劉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學上重要的“人物傳記”問題。中國史學在世界上是很發達的，很少有其他國家的史學系統有我們那麼長，那麼完整。二十四史有紀、傳、表、志四個部分：紀，是一個劃年代的表；志，是專門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來講一些事；傳，是依據歷史人物的事跡來反映一個時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人物傳記在中國史學佔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傳記非常稀少，而且能讀的好傳記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國史學裏的傳記，早在《春秋》和《左傳》中就可見到。它們在敘事中插入人物描寫，尤其《左傳》裏的人物，寫得活靈活現，有些是呼之欲出。《左傳》的姐妹篇《國語》，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聽話似的，人家半夜裏的談話他都知道。但中國史學並沒有因此形成一個獨立的傳記體裁。

《左傳》和《春秋》關係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貶，也就是評定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國的道德標準、道德系統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壞。這一特定的功能，為史學的傳記造成很大的困擾，使中國文化中多了一種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話講，人不再是個“人”，人是個臉譜，就像京戲裏的臉譜。看戲臺上的臉譜，忠奸分明，關公是紅臉，曹操是白臉，蔣幹是個小花臉，諸如此類。褒貶使得《春秋》的《谷粱傳》、《公羊傳》，把許多本來不是褒貶的句子，解釋為褒貶，甚至做誅心之論。某人並沒有那個動機，但《谷粱傳》、《公羊傳》給它一個動機，再在動機上判定此人在歷史上做了或對或錯的事。一言之褒，給他一個獎章跟光榮；一言之貶，把他抓到包公的虎頭鍘、龍頭鍘上鍘一刀。中國史學，不僅拿歷史當鏡鑒，還把它當作裁判。在中國史學傳統內，歷史學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遠流傳。歷史學家有做判斷的使命，而且這個判斷是依據個人的主觀做出來的。

這套做法，到司馬遷有一點改變。司馬遷寫《史記》，不僅是寫文化的通史，還要寫當時那個時代他一生所體會的事情。《史記》裏寫了許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們的性格，從中可看到極好的人物描述，如項羽在垓下之圍，眼睛一瞪，大吼一聲，“人馬俱驚，辟易數裏”。這明明是誇張敘事，人可以倒退幾裏路，但馬絕對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經司馬遷這麼一寫，活靈活現。

另一方面，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依他的判斷把人物歸為一類一類，刺客是刺客傳，遊俠是遊俠傳，做買賣的是貨殖傳，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種傳，打得不好的是一種傳。同樣是做官，有一類官是循吏，有一類官是酷吏。這種分類法，叫類傳或列傳，不是一個人的傳，而是一堆人的傳。司馬遷開創了二十四史的重要傳統，二十四史的列傳比個人傳要多得多。同時，司馬遷的傳裏常有他的評語——“太史公曰”，後來的二十四史也有讚。這個讚，不一定是讚美，是評語的意思。有評語，就等於斷定一個人在歷史上的價值、地位。也就是說，太史公寫當時的事，繼承了《春秋》的褒貶，其歸類的辦法也與中國政治上的謚法有相當大的關係。從周代開始，除了頭兩個王，每一個王死後，大臣們以其一輩子的所作所為，公決給他一個周什麼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謚法和褒貶是分不開的，分類傳統和褒貶傳統也有互通之處。於是，歷史人物的個性、特徵都定性了，一類一類，不再是活潑潑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個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記》和一部分《三國志》裏，能看見活潑潑的人，原因是什麼？因為事後修史。司馬遷修的是當時史，將當時的所見所聞，直接的印象和聽聞寫下來，這和隔一個朝代、幾個皇帝才修史，引用官書資料或收集民間資料拼湊起來是不一樣的。今天，因受到中國傳統的束縛，很難寫出一個活生生的傳。

文學和傳記合併起來，叫“文學傳記”或“傳記文學”，在那裏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傳。台灣有一個雜誌叫《傳記文學》，憑心而說，幾十年《傳記文學》裏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寫活的很少很少，因為我們一直沒有把史學的人物傳記傳統充分建立起來。

因為他想殺貪官, 但自己不是武人.

所以十分欣賞刺客列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