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有很多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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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提到暴君，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由此儼然成了千古第一暴君，暴君的一竿旗幟，暴君的代名詞。不錯，秦始皇確是個暴君，而且是一個相當殘暴的暴君：他焚書坑儒﹔他推行嚴刑峻法﹔他橫征暴斂。但是，將他與中國歷史上另外一些殘暴無度、殘暴得駭人聽聞的暴君相比，他實在沒資格稱為中國的首暴，至少本人是這麼認為的。他最著名的劣跡焚書坑儒，只不過殺了幾百個儒生，燒了幾萬或幾十萬卷書﹔他殺的人實在不算多，自統一中國直至他死亡，沒聽說秦朝人口有什麼減少﹔他實在不夠殘忍，當初他若能殺盡六國貴族，就象朱元璋殺盡功臣一樣，即使後來靠象趙高、胡亥這種豬狗搭檔也是能夠保住大秦江山的﹔他的殘暴主要是體現在暴政方面，即嚴刑峻法和他橫征暴斂。前者是他繼承和發揚了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的傳統，雖然它確實相當殘暴，但這也可理解為是統治集團為維持統治的一種政策選擇，它的始作俑者商鞅、執行這一政策的歷代秦王和秦始皇這一政策的鼓吹者和幫凶李斯也并從未為此擔當什麼惡名﹔後者有一部分原因，從積極意義上講，你也可認為是為了抵御匈奴的侵犯，衛國護民，所以也不能一筆抹殺，比如征夫40萬修長城。在這里，本人絲毫沒有任何為秦始皇的殘暴開脫的意思，只是想說明他的殘暴完全是出於一個鐵腕封建帝王的本性、完全是出於維持自己統治的需要、完全是因為他將法家政治推向了極致，而非因為他純粹將殺人本身作為一種政治、作為一種手段、純粹將殺人作為樂趣、純粹嗜血成性。
秦始皇之所以成為暴君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一、秦始皇名氣太大，影響很大，而年代又早﹔二、秦始皇焚書坑儒，得罪了普天下的知識分子，而歷史書都是知識分子寫的﹔三、秦始皇搞暴政，成了歷代所有搞仁政的甚至當代搞民主政治的人的對立面﹔四、秦皇朝太短命，秦始皇的暴政正好被歷代學者用來當作一面以史為鑒的鏡子﹔五、最後的可能也是最主要的，除了極少數有頭腦、思想深刻的人，絕大多數人包括極大多數學者都是人云亦云，誰聲勢最大或誰被損得最甚誰就會被認為是最好或最壞。偶像就是這樣建立的，反面典型也是這樣豎立的。所以超女如同超新星爆炸可以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光芒蓋住所有其他也紅得發紫的明星，而秦始皇必須一個人承擔所有其他暴君本也該自己承擔的責任，作為自已暴政的殉葬品也一起被深深埋葬。

漢武帝討伐匈奴一直被很多人認為是他對中華民族的一大歷史功績、為國為民的一大壯舉。但依我看，漢武帝討伐匈奴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己個人的私欲，就象秦始皇統一中國并非為了中華民族的一統而完全是為了君臨天下一樣﹔秦始皇統一中國功垂千秋，漢武帝討伐匈奴的歷史功績卻頗有疑問。漢武帝登基後的最大私欲是什麼呢？就是要徹底擊敗匈奴以充分體現一代雄主的霸氣。這也可以從他不甘人下、不甘受人欺凌的個性里看出來的。為什麼說漢武帝討伐匈奴并不存為國為民之心呢？因為作為一個杰出的政治家、大戰略家，他心里很清楚：要徹底擊敗或征服匈奴，整個國家和人民一定將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而若只將戰爭主要限制在邊境范圍，國家將繼續昌盛，人民能安居樂業。但漢武帝只要武功，不求文治。只有這樣，他才能真正實現他個人的價值，嬴得一世英明、萬世盛名。他全力討伐匈奴不單單是一種政策的選擇，而主要是個性使然、野心使然、私欲使然。結果，“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這種情形很象鄰居吵架：各退半步，海闊天空﹔為了所謂的“名氣”而大打出手，不僅整個家被打爛，還殃及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老爹老娘。在這里，我并不想否認漢武帝討伐匈奴所具有的實際正面意義，只想說明漢武帝作為一個鐵腕封建皇帝的殘暴性和極端自我。在這一方面，他與秦始皇毫無二致。為了達成個人私欲，他們可以以整個國家和人民作為代價。他與秦始皇不同的是，他的討伐匈奴完全是在為國為民的幌子下進行的，所以他博得了好名聲，盡管事實上他在位54年里因討伐匈奴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遠比秦始皇暴政13年里給人民帶來的苦難還多。漢武帝的殘暴性，可以從他處理民變的方式方面得到具體的證實。由於多次討伐匈奴，國庫被搞空，經濟被搞垮，民不聊生，從而民變蜂起。漢武帝的方式簡單而血腥：你地方官扑滅不了當地的民變就殺你的頭滅你的全家。結果迫使地方官們為解決民變整鄉整縣地殺光當地的百姓。漢武帝的殘暴和窮兵黷武的直接後果是：全國損失百分之五十的人口，給他的繼承者留下一個徹底被掏空的國家。這就是他自稱的“亡秦之績”。但照我看，他的這個“績”比亡秦的那個“績”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三國演義》里有這樣的描寫：官渡之戰時，曹操為了安撫因缺糧而浮動的軍心，“借”了糧官一顆人頭，偽稱糧官扣克軍糧。杜撰了將殺人純粹作為一種手段以達到某種目的這樣一個故事，從此曹操被留下了一個千古“奸”名。與秦始皇的“暴”相對應，曹操成了“奸”的代名詞。但曹操的“奸” 和漢武帝的“奸”相比，只能說是小奸見大奸，而且曹操的小奸是文藝作品虛構的，而漢武帝的大奸才是貨真價實的。在漢武帝誅殺魏其侯竇嬰的諸多原因中，除了沒有所謂“矯詔”不可恕這一原因外，因當初竇太後專權對竇氏家族的怨恨有之，因遺詔引發的屈辱感有之，對遺詔的顧慮有之，但我認為更為主要的原因卻是漢武帝想通過誅殺竇嬰、族滅灌夫對其不斷干涉朝政的親娘王太後和國舅田(蟲分)起到震懾作用，以達到從根本上摧毀外戚集團勢力的作用。結果，原本也是非法枉為之輩的太後、國舅看到這種血淋淋的結局心理竟也承受不了：太後嚇噤、國舅嚇瘋。漢武帝利用血腥的殺僇來達到某種目的的至奸至暴行為最為典型的事例是主父偃事件。他先釆納主父偃的建議行“推恩令”，利用主父偃削弱諸王的勢力，然後又通過誅滅主父偃九族來緩解與諸王的緊張關系。可謂既斗爭又妥協，無不運用得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而在成功的背後卻又多了千百怨魂。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政治的主題就是征服和殺僇。蒙古人數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還把人頭割下做成“人頭塔”。在一次屠城時，因有個老婦人事先吞了一粒珍珠，成吉思汗為尋找珍珠，下令將所有人剖腹。共屠城數百，其中屠花剌子模人約100萬，西夏人80萬，巴格達人數十萬。整個中亞一片廢墟。

忽必律繼承其祖父“遺志”，屠殺了1800萬中國人。中國北方百分之九十的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整個四川經蒙古人屠殺後僅剩下不足80萬人，幾乎成了無人區。在蒙古人的統治下，中國共損失人口7000萬。

就象我們現在為對付禽流感扑殺家禽那樣，成吉思汗成群成群地、成萬成萬地、整城整城地扑殺人類，至殘至暴地實行野蠻對文明的征服，卻為何沒沾上一點暴君的罵名呢？也許暴君的這頂帽子安不上“世界征服者”的頭上，也許成吉思汗這個“中國人”經他手殺的都是外國人，也許民族問題是個過於敏感的問題，也許……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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