睇左墨攻，對墨家學說有興趣，請問？

墨子,魯國人,生當孔子之後,是一位主張言行合一的哲學家、科學家和熱心救世的實行家,創立墨家學派,墨家的組織最為嚴密,有具絕對權威的領袖,更有自已的法律,而救世的宗旨也甚為明確,故信徙遍於天下。其學說在戰國時代,盛行了二百多年,與儒家並稱「顯學」。

墨家學說的與起,有其個人的學術背景與政治環境所促成。就個人的學術背景而言,可說是「儒家的反動」。墨子在魯曾習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因此,他的思想受儒家的影響很大。墨子書中引詩書處不少。「淮南子要略」稱墨子「以為具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因此,傅斯年稱墨家是比儒者更有組織的,而能吸收士大夫以下之平民。墨子可說是治在平民立場而立論,提出「尚賢」、「尊禹」的主張,也是出於孔子之教,基本精神仍有相通之處,出於「儒者之反動」,大體而言,是對的。

同時,墨子之學,也受宋人的影響,春秋戰國時,宋人以愚著稱。諸子書中,言及愚人,常以宋人為代表。大概＆人富＆教＆,心術賢直,墨子既一生時間多在宋,自然染有宋人之風,而形成富於＆教性的墨家。

再就政治環境之變遷而言:墨子生於周室威權＆地、政治機能喪失的時代,諸侯爭＆。＆臣「人子間相互殘殺,時有發生,墨子目睹時艱,芳心苦思,重功利,尚實用,業節儉的實用主義,時受時世的影響」。「魯問篇」載子墨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皆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育湛緬,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言之詳矣。

墨家學說,分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十大綱領,而又以「兼愛」為學說的中心思想。墨子認為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自私而不相愛,所以他提出「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要人捐棄成見,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惟有如此,才能免除天下的禍亂,以達於天下之大利。政曰:「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天下之大利,在於人的兼愛:天下之大害,在於人的互爭。所以墨子從「兼愛」衍出「非攻的理論」。他目睹戰國造成「易子而食,折骨而炊」的慘劇,故認為「攻國」最為不義,而消弭殘酷的戰爭,就應該「非攻」,天下人無論如何高談仁義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了。

墨子的「非命」論,也與「兼愛思想」相呼應,反對當時人「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壽則壽,命夭則夭」的迷信。認為假如人人都深信「命定之說」,便無人肯努力做事,如此不能「兼相愛」了。同時,墨家「非命」也有反對儒家「安命」見解而發的,曰:「儒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世。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墨子的「尚賢論」,是「兼愛思想」更高境界的發揮。天子於不義之人,不使他富貴親近,「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于義不近」,天子命官,要「聽其言,跡其利,秦具所能而慎予官」,「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徙役」。如此,則「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而賢者當政,可使「為善者勸,為暴者沮」,「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兼愛的理想境界,至此已可達到。

墨子的「尚同論」是「兼愛思想」中的神秘境界足維繫國家大一統的基本概念。墨子認為天下的大亂,是非觀念的不統一,亦是一因,因此提出了「尚同」與「天志」的觀念來統一是非。而「天道」是統一的,故提倡「尊天」;而天子是「賢良賢知辨慧之人」,於施政須上同於天,如不上同於天,天便降以「寒熱不節,雪霜兩露不時,五殼不熟,六＆不遂,疾＆＆疫,飄風苦兩」的懲罰。「尚同」同時是墨子主張全國君民意志的統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正長。」因此,在「尚同」觀念下,里人應效法里長,鄉人應效法鄉長,國人應效法國君,曰:「几國之萬民,上同手天子,而不敢下此」天子之所是,亦必是之,天子之所非,亦必非之。這樣自然天下統一。

「尚同」於天而天則有志,墨子的「天志論」更是一種神秘的宗教主義,以「天志」作為＆＆的最後原則。「天子」具體言之,即是「兼愛」「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互相賊」由是君主施政,以兼相愛,交相利發憲布令於天下,則天下人便非兼相愛,交相利不可,由是而天下紛爭平息,民人生活安定。

所以說,墨子學說充分貫注兼愛思想,「兼愛」是墨子的根本觀念,而另一方面,墨子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淮南子要略」,但不滿意儒家的繁文縟節及厚葬浪費,由是而創出反儒的思想,包括下列各端。

以「節用」言,儒家雖反對過分的享受,但不反對夠水準的生活;而墨子則認為人類的生活,祇要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過此限度則是「暴奪人衣食之財」,故主張絕對節用,凡日常所需,無論飲食、衣服、官室、器用等,都必須加以節制,所以墨子說：「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如不加以節用,足「使民嫁娶失時」「凍餓者不可勝數也」。

以「節葬」言,儒家提倡「孝」「道」,主張「厚葬久喪」,而墨子則主張薄葬短喪,認為當時王公大人厚葬久喪,太過奢侈浪費,勞民傷財,日久喪足以殘害身體,百業廢馳,曰:「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食,送死若從,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扙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使為上者行止,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行事」;「上下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衣食之財必不是」「此足以喪天下」由是而主張「棺三寸」「衣三領」,守喪三月即可。

以「明鬼」言,儒家罕談天道,對鬼神亦抱同樣的態度,敬鬼神而遠之;墨子則確信有鬼神的存在,認為鬼神能賞善罰惡,統治君民,故極力提倡崇拜鬼神,曰:「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乎天下豈亂哉？」由是而攻擊「儒以天為鬼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

以「非樂」言,儒家提倡音樂,僅反對其低劣者;墨子主張禁絕所有的音樂,認為儒者弦歌起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

總之,墨子的宗旨在「求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站在平民立場而論,與孔子所提倡私禮治主義不盡相同,孔子欲籍論理道德來拯救當時已逐漸混亂的社會,賦予傳統禮樂內在理性的基礎,故墨子的立論,雖反對儒家,但基本精神上又往往一致。因此,韓愈即以為墨氏之言與聖賢同指,而力主孔墨必皆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