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佔時期?

1. 政治
日治時期初期，酒井隆實施戒嚴令，日本於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發佈行政指令。日本軍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經濟部、司法部及軍事部等）制定了嚴厲的法例及設立管轄全香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戰俘（包括英軍及市民）被囚禁於深水埗和赤柱的戰俘營，戰俘備受飢餓、病患之苦。同時，日本軍政府封鎖維多利亞港、控制海旁的貨倉。

1942年1月，由印度人及香港人組成的警察被徵召成為憲兵隊。日本憲兵將香港的警察局分為5區，東香港、西香港、九龍、新界及水警。總部位於香港島中環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今香港終審法院）。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領地政府」[1]正式成立，由日軍磯谷廉介中將出任香港總督，結束了軍政府時期。政府總部設於香港島中環的香港匯豐銀行總行大廈，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香港占領地總督部成為了當時香港最高的行政機關，亦是日本戰時內閣的直轄機構之一。而香港的地位相等於當時的台灣和朝鮮，故日本並沒有於香港籌組傀儡的「自治政府」。

日本人在新的政府(包括民治部、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報導部、管理部及外事部)佔據了多數重要職位，中國人只可以擔當一些中低級職位。但日本為了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也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這兩個華人組織，功能上大概等同於立法局及行政局。

在日本控制下，基本的行政區域架構由民治部於1942年3月成立，將香港島分成12區，九龍分成9區，新界分成7區。每個區都設立一個區役所，並指派一個中國人作為所長，管理該區的大小事務、代表該區市民的所需。這行政架構於磯谷廉介統治下重新設計，奠定了香港日後發展分區管治的基礎。此外，占領地政府向香港市民發出「住民證」，是香港首種出現的身份證明文件。

2. 經濟
日治時期，很多主要的工廠被日本人奪取，小至小販、大至銀行都很貧窮。很多公司都倒閉，米、糖、麵粉、油都面臨短缺，需要定額配給。燃料短缺加上美國的轟炸，使公共運輸陷入停頓。造船業和建築業的人無家可歸。在農業方面，日本在新界地區的粉嶺和錦田石崗機場建設耕地，他們亦曾打算在吐露港填海。

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響力，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與有利銀行等外國銀行遭到清盤，英國、美國及荷蘭等同盟國的銀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兩間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則在香港重開，日本的銀行並向外國銀行發出債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7%A5%E6%B2%BB%E6%99%82%E6%9C%9F#.E8.83.8C.E6.99.AF

歸鄉政策 。

圖片參考：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7/78/Hk_population_in_jpo.jpg/250px-Hk_population_in_jpo.jpg

由於食物短缺，為了緩減人口壓力，日本在佔領期間執行歸鄉政策，軟硬兼施強迫大量市民歸鄉，市民被迫驅逐至中國大陸。1942年1月，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強迫離港，但這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回鄉。當時香港既已淪陷，市面糧食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選擇離港回鄉。同年12月，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其中不少家庭於途上分散，或被迫拋棄幼兒、老人，或途中餓死、病死，至於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計其數。而於後期，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結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人跌至60萬人。

設施毀壞
日本為自己重組政府及私有物業。因為擴建啟德機場的關係，他們摧毀位於九龍城的九龍寨城及宋王臺，很多有名的建築像華仁書院、拔萃男書院、中央英童學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香港聖公會的聖保羅女子中學（今聖保羅男女中學）、喇沙書院等等都被強行徵召成為日軍的醫院。拔萃男書院更被謠傳是日本執行斬首的地方。
此外，皇后像廣場的英女皇銅像被拆掉，原址則豎立了一個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1942年2月開始，日本開始於香港島金馬倫山山頂興建忠靈塔，以紀念陣亡的日軍，以使其成為香港的地標。
當時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戰火摧毀。而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其中不少成為了軍用物資，其餘車輛則撥歸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運輸服務。1942年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亦逐漸投入有限度的服務。九廣鐵路亦於1943年恢復通車。由於燃料嚴重不足，公共運輸工具經常停駛，在香港島出現了載客的單車、三輪車，及由載貨手推車加上座椅和頂蓬而成、可坐2至6人的裝人手推車，沿電車路線行走西環至銅鑼灣一帶。而九龍半島，則曾經出現過馬車作為公共運輸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饑餓
在日本的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的白米[2]。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街上即使日軍醉酒後的嘔吐物都有人搶食。。。。。

設施毀壞
日本為自己重組政府及私有物業。因為擴建啟德機場的關係，他們摧毀位於九龍城的九龍寨城及宋王臺，很多有名的建築像華仁書院、拔萃男書院、中央英童學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香港聖公會的聖保羅女子中學（今聖保羅男女中學）、喇沙書院等等都被強行徵召成為日軍的醫院。拔萃男書院更被謠傳是日本執行斬首的地方。

此外，皇后像廣場的英女皇銅像被拆掉，原址則豎立了一個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1942年2月開始，日本開始於香港島金馬倫山山頂興建忠靈塔，以紀念陣亡的日軍，以使其成為香港的地標。

當時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戰火摧毀。而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其中不少成為了軍用物資，其餘車輛則撥歸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交通服務。1942年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亦逐漸投入有限度的服務。九廣鐵路亦於1943年恢復通車。由於燃料嚴重不足，公共交通工具經常停駛，在香港島出現了載客的單車、三輪車，及由載貨手推車加上座椅和頂蓬而成、可坐2至6人的裝人手推車，沿電車路線行走西環至銅鑼灣一帶。而九龍半島，則曾經出現過馬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行走於彌敦道一帶。

饑餓
在日本的統治下，人民生活艱苦，沒有充足的食物供應，由1942年開始由日本定額配給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每個家庭都有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六両四[2]的白米。由於沒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両四白米明顯不足。於是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麩勉強充饑。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但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通脹而餓死，街上即使日軍醉酒後的嘔吐物都有人搶食。

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即使如此，棄屍的大腿肉還是經常被割走。報章亦曾報導有婦人烹煮棄嬰的新聞。當時市面曾盛傳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另香港大學的口述史計劃記錄一些市民的回憶，指於日治時期曾於臘腸中發現類似兒童手指的物體。

物資短缺
因為沒有木柴進口，市民只好以傢具替代充當柴薪。而到了後期，由於那幾年冬天特別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無人看守的建築物，如香港大學及皇仁書院[3]的校舍等，內裡的木製品均被搶走，獅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燈。而供水因需要發電，因此即使日治時期水塘常因颱風吹襲而滿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緊張。

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僅有的物資變得奇貨可居，因此引發一些商人囤積炒賣，或以膺品、劣品代之。例如當時港日政府就曾下令嚴懲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製品的行為。於1943年八月市面肥皂供應突然過剩，因為夏天之前有過多肥皂被商人炒賣，於秋天快到臨時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將存貨拋售。無良商人的投機行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應更不穩定。

港日政府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連總督部門前原屬匯豐銀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

活在惶恐
在日軍的佔領下，香港人的尊嚴、人權盡失。日軍濫殺無辜，可以在街上任意殺人，也可以隨意於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勞役。他們以搜查房屋為名入屋姦污女性。另外，日軍於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於跑馬地馬場重辦賽馬，往後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損市民心智健康，更藉此斂財。後期因活馬不足應付賽事，更以跑木馬代替。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市民在街上每當見到日軍，無論遠近皆須作九十度鞠躬；否則一旦發現，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腳踢甚至殺身之禍。除「居民證」外，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當日軍查戶口時出示，若家中的人並不在相中，又無合理解釋，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