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唔該....
回答 (2)
2006-12-04 1:11 am
✔ 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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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製作的「民主女神」塑像，成了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後期的象徵。原件被毀，在溫哥華、舊金山等城市有複製品立在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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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前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大學生們見面，後右二為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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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被西方媒體廣泛報導的圖片：據稱名叫「王維林」（身份至今無法確認，魏京生稱據其調查此人在後來的又一次相同舉動中被坦克碾死，但魏無法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其說法）的年輕人站在離開廣場的坦克車隊前，阻擋坦克前進。根據CNN現場拍攝的畫面，後來坦克在數次試圖繞行未果後沒有再向前移動，而士兵只是探出頭示意後面的坦克車隊後撤。中國官方的說法是此後撤行動充分證明了軍隊並沒有肆意屠殺市民和學生。圖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攝。
李鵬(當時的國務院總理)願意與吾爾開希(學生領袖). 但身為大學生的他. 竟然不懂尊重別人.在電視上可見他身穿醫院的病服和李鵬對話.我當時身為一個小六學生也覺得他很過份. 而且他身為學生領袖.出事後竟然是第一個快速地離開中國的人，被部分人謔稱「吾爾開溜」. 任何人也知道,不論是船長 / 軍官, 出事後會照顧任何人士離開才是的.
2006-12-03 7:48 pm
太久了~應該大部分己逝去~
1989年春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中，中國政府使用軍隊驅散示威學生，這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情緒震撼。香港華人採用了多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示威學生的支持及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其中最矚目的是有為數約一百萬的香港華人自發地上街遊行。這類大規模的香港華人的政治積極性表現雖然為時甚短，但它在香港歷史上卻是絕無僅有的。而這也是海外中國人對中國政府採取最具抗爭性的一次群眾行動。香港華人對「六四事件」的強烈反應，毫無疑問地與香港即將回歸中國這一事實及其所引發的憂慮、徬徨與抑鬱有關；這些反應反映了香港華人對中國的明顯認同。「六四事件」也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的集中與清晰表現提供了一個黃金機會。反過來說，香港華人在經歷這個使人痛心的事件中所取得的共同經驗，也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感。
「香港人」在「六四事件」所引發的群眾行動中，比「中國人」擔當了一個更突出的角色。在1992a年及1993年的調查中，我們詢問被訪者有沒有參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的遊行和集會活動。在1992a年，有較大比例的「香港人」（25.9%）（「中國人」的比例為18.8%）承認他們曾經參與那些活動。在1993年的相關數字則分別為26.6%及18.2%。兩項調查的數字十分接近。此外，1992a年的調查發現，「香港人」較「中國人」（63%對59.5%）更多留意報章上有關「六四事件」的報導、更多留意電視與電台對該事件的廣播（68.6%對68.3%）、及更多（32.8% 對29.3%）與朋友及親戚討論該事件（32.8%對29.3%）。不過，在1989年以後，「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熱情明顯比「中國人」冷卻得快。在1992a年的調查中，分別只有5.6%、3%及1%的「香港人」表示他們曾經參與紀念「六四事件」一周年、兩周年及三周年的遊行與集合活動，而與「中國人」有關的數字則分別為7.3%、3.6%及2.4%。這些發現顯示，隨著該事件所激發的巨大憤慨感的消逝，只有「中國人」對中國較高程度的情感連繫，才可以發揮使人們堅持參與的 作用。
雖然「香港人」及「中國人」都以反對社會主義政權的角度來理解「六四事件」，不過「中國人」依然比「香港人」較少同情北京學生。1992a年的調查發現，10.3%的「香港人」把「六四事件」理解為北京居民及學生所發起的暴亂，而同意此觀點的「中國人」則有13.1%。21.6%的「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小撮人在搞事，但卻有30.5%的「中國人」這樣想。「香港人」當中有16.7%同意「六四事件」只是一件意外的事，暗示無人須要對此承擔責任，但卻有19.3%的「中國人」持此看法。「香港人」中有多達86.1%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個中國政府處理失當的事件，但這樣認為的「中國人」則比例較小（73.1%）。同樣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乃血腥鎮壓，但「中國人」中持此意見者則比例較小（76.6%）。
不過，當「六四事件」所引發的激情沉寂之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人」反而較「香港人」更能以務實態度對待「六四事件」。他們顯然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特別考慮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在1992a年的調查中，有較小部分（28.9%）的「香港人」（「中國人」的比例則為35%）同意「為了香港的安定繁榮，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與「中國人」（35.2%）相比，「香港人」（29%）較少同意「為了中港的良好關係，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如出一轍地，有較大部分的「香港人」（56.1%）（「中國人」的比例為45.4%）表示「我們應該繼續紀念六四的活動，直至中國政府釋放所有民運人士為止」。從不同身分認同的人對香港市民支援香港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成立的組織）的態度中，亦可看到同樣的差異。認為「支聯會」應該解散的「香港人」佔21.7%，但卻有28.9%的「中國人」持此態度。
香港華人──特別是那些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深為「六四事件」所震撼。他們充分感到彼此有著共同的政治命運，而這個政治命運又被看成是不明朗及悲哀的。在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突然變故，使他們不單對中國政府徹底失望，也使他們對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承諾失去信心。香港華人，特別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及政治熱情方面的突然流露，可以理解為一種香港認同感的生動反映。即使那些認同為「中國人」的人，也在相當程度上與「香港人」有共通之處。1989年因此可以被視為香港華人的地方意識形成過程中的里程碑。
1989年春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中，中國政府使用軍隊驅散示威學生，這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和情緒震撼。香港華人採用了多種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示威學生的支持及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其中最矚目的是有為數約一百萬的香港華人自發地上街遊行。這類大規模的香港華人的政治積極性表現雖然為時甚短，但它在香港歷史上卻是絕無僅有的。而這也是海外中國人對中國政府採取最具抗爭性的一次群眾行動。香港華人對「六四事件」的強烈反應，毫無疑問地與香港即將回歸中國這一事實及其所引發的憂慮、徬徨與抑鬱有關；這些反應反映了香港華人對中國的明顯認同。「六四事件」也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的集中與清晰表現提供了一個黃金機會。反過來說，香港華人在經歷這個使人痛心的事件中所取得的共同經驗，也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感。
「香港人」在「六四事件」所引發的群眾行動中，比「中國人」擔當了一個更突出的角色。在1992a年及1993年的調查中，我們詢問被訪者有沒有參與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的遊行和集會活動。在1992a年，有較大比例的「香港人」（25.9%）（「中國人」的比例為18.8%）承認他們曾經參與那些活動。在1993年的相關數字則分別為26.6%及18.2%。兩項調查的數字十分接近。此外，1992a年的調查發現，「香港人」較「中國人」（63%對59.5%）更多留意報章上有關「六四事件」的報導、更多留意電視與電台對該事件的廣播（68.6%對68.3%）、及更多（32.8% 對29.3%）與朋友及親戚討論該事件（32.8%對29.3%）。不過，在1989年以後，「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熱情明顯比「中國人」冷卻得快。在1992a年的調查中，分別只有5.6%、3%及1%的「香港人」表示他們曾經參與紀念「六四事件」一周年、兩周年及三周年的遊行與集合活動，而與「中國人」有關的數字則分別為7.3%、3.6%及2.4%。這些發現顯示，隨著該事件所激發的巨大憤慨感的消逝，只有「中國人」對中國較高程度的情感連繫，才可以發揮使人們堅持參與的 作用。
雖然「香港人」及「中國人」都以反對社會主義政權的角度來理解「六四事件」，不過「中國人」依然比「香港人」較少同情北京學生。1992a年的調查發現，10.3%的「香港人」把「六四事件」理解為北京居民及學生所發起的暴亂，而同意此觀點的「中國人」則有13.1%。21.6%的「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小撮人在搞事，但卻有30.5%的「中國人」這樣想。「香港人」當中有16.7%同意「六四事件」只是一件意外的事，暗示無人須要對此承擔責任，但卻有19.3%的「中國人」持此看法。「香港人」中有多達86.1%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個中國政府處理失當的事件，但這樣認為的「中國人」則比例較小（73.1%）。同樣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為「六四事件」乃血腥鎮壓，但「中國人」中持此意見者則比例較小（76.6%）。
不過，當「六四事件」所引發的激情沉寂之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人」反而較「香港人」更能以務實態度對待「六四事件」。他們顯然以香港的利益為出發點，特別考慮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例如，在1992a年的調查中，有較小部分（28.9%）的「香港人」（「中國人」的比例則為35%）同意「為了香港的安定繁榮，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與「中國人」（35.2%）相比，「香港人」（29%）較少同意「為了中港的良好關係，我們應該忘記六四事件」。如出一轍地，有較大部分的「香港人」（56.1%）（「中國人」的比例為45.4%）表示「我們應該繼續紀念六四的活動，直至中國政府釋放所有民運人士為止」。從不同身分認同的人對香港市民支援香港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一個在「六四事件」期間成立的組織）的態度中，亦可看到同樣的差異。認為「支聯會」應該解散的「香港人」佔21.7%，但卻有28.9%的「中國人」持此態度。
香港華人──特別是那些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深為「六四事件」所震撼。他們充分感到彼此有著共同的政治命運，而這個政治命運又被看成是不明朗及悲哀的。在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突然變故，使他們不單對中國政府徹底失望，也使他們對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承諾失去信心。香港華人，特別是「香港人」，在情感上及政治熱情方面的突然流露，可以理解為一種香港認同感的生動反映。即使那些認同為「中國人」的人，也在相當程度上與「香港人」有共通之處。1989年因此可以被視為香港華人的地方意識形成過程中的里程碑。
收錄日期: 2021-04-25 19: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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